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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小传

2003年4月开始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使袁世凯与慈禧共同成为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的明星。观众有些自惭形秽——只是知道“窃国大盗”这个头衔；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电视剧中的袁世凯，便是真实的袁世凯吗？那么，真实的袁世凯、原来的袁世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中华民国大总统。出身官宦家庭，自幼过继叔父袁保庆。早年科举不第，弃文投军，任袁保庆盟兄弟、淮军将领吴长庆“庆军”营务处会办。光绪八年至二十年（1882年—1894年），长驻朝鲜。甲午战后，李鸿章、荣禄荐赴天津小站以西法督练“新式陆军”，形成日后北洋军阀班底。“戊戌变法”时先参与、后出卖维新派。义和团时期，署理山东巡抚，率新军坚决镇压义和团并参加“东南互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继李鸿章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练兵处会办，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六镇六万余人，并发展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开办新式学堂，形成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光绪、慈禧相继病故、溥仪即位改元“宣统”后，摄政王载沣罢免其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痾”，但其诸多部属依然实权在握。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出任总理内阁大臣，借革命党人声势逼清帝退位，又以此为资本，于1912年2月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复辟帝制，改元“洪宪”，遭到全国人民反对，83天后被迫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袁世凯，在人们心目中，一向与“窃国大盗”相联。

2003年4月开始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使袁世凯与慈禧共同成为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的明星。观众有些自惭形秽——过去确实不了解袁世凯的方方面面，只是人云亦云、知道“窃国大盗”这个头衔；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电视剧中的袁世凯，便是真实的袁世凯吗？有些则产生了读史的冲动和欲望——真实的袁世凯、原来的袁世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于是有了这本介绍袁世凯的小书。

第三代子弟（1）

19世纪中期，清廷最终依靠由地方势力募练指挥、从基层社会武装脱胎而出的新军——勇营，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平息了战乱，重建了统治秩序。这支新军（前有曾国藩的湘军，后有李鸿章的淮军）后来以“勇营留防”的形式留驻上层政权，实际充当了国防军主力的角色，尽管清廷始终不承认其为国家经制军队。而掌握这支新军军权的各级将领则以地方势力的身份进入了上层政权。

袁世凯是19世纪上层政权中代表地方势力的官员的第三代子弟，于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降生于河南项城东北四十里的阎村牌袁寨。其有关世系如下：

如上，袁世凯曾祖名袁耀东。袁耀东是个庠生，娶本地望族郭氏为妻，生有四个儿子，依次为：树三、甲三、凤三、重三。袁世凯祖父袁树三，廪贡生，曾署县训导兼教谕；叔祖袁甲三，则是大名鼎鼎、在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事期间首批奉旨到地方办理防剿事宜的京官之一。

时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如摧枯拉朽，扫荡了沿江以安徽为主的广大地区。清朝地方政权全部坍塌，府州县城几为空城，省会以及沿江各州县“俱无官长”，地方之事“无官料理”；基层社会士绅及各组织的力量凸显，纷纷结寨办团，成为地方“防剿”、治安的主力。其中有的在助官兵防剿的过程中以“局政”取代“县政”，反次要为主导；有的游离开原有的政权统治，以自我经营为基点，两面逢迎，时降时叛；有的公然站在对立一方，成为清朝不可究诘的反叛力量。在这种形势下，缺兵少饷、屡屡溃败的清廷若要收拾残局，避免来自太平天国、捻军和双重统治结构中基层社会组织两方面的灭顶之灾，只有从控制和掌握基层社会的武装入手，调整统治结构、重建统治秩序。咸丰三年（1853年）一年中，咸丰帝直接委派办理团练防剿事宜人员达58人，遍及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直隶、江西、贵州、福建、湖南等九省。其主要人员全为在职和非在职的侍郎、学士、总督、巡抚等朝廷大员，他们不受“回避法”限制，不是“帮同”地方官办理，绝大多数是令其“回籍”，“就其本籍”，直接办理或督办团练防剿。“逼近贼氛”的重要省份如安徽，更分别委派主办人员与分办人员，时奉旨回籍督办安徽全省团练的是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奏请委派得力京员兵科给事中袁甲三等随同帮办。因袁甲三籍贯河南与皖北相邻，后专任皖北团练防剿事宜。

袁甲三办团防剿捻军前后共计十年，掌握了一支以“勇”为主的武装。

袁甲三之前，皖北有前任漕运总督兵部侍郎衔周天爵办团防剿。周天爵从各地各团调集练勇直接掌握；同时在宿州等地招募壮勇，组成了一支以练勇、壮勇、旧捻为主的武装。按照基层社会“低度军事化”的思路，这支武装应该是临时性的，战事一毕即应遣散。周天爵也确实为此苦恼，他曾因募勇招致非议，自请斥退；又曾因屡被裁汰，一次攻剿仅带兵二百。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可知，清廷攻剿皖北捻军越来越离不开这支武装，周天爵所募练勇成为“何处持重，即督率前往防剿”的主力。咸丰帝亦多次指出：“皖省兵力尚单，他省亦难征调，惟周天爵带领兵勇可以移缓就急。”

咸丰三年四月，袁甲三来到皖北帮办团练防剿。时周天爵已年过八十，当年九月卒于亳州王市集军中，命袁甲三代领其众。从此，袁甲三成为皖北地区团练防剿的主办人员。袁甲三到王市集时，兵勇已散，民无固志。袁甲三收集散勇，实际掌握了这支以练勇、壮勇、旧捻为主的武装，后又在征战中不断调勇募勇，充实扩大力量。甚至命长子、翰林院编修袁保恒将其父子在河南本籍本乡倡办团练而得的三千勇也带入军中，成为这支武装的骨干。

随着时间的流逝，袁甲三显露出权力膨胀、尾大不掉的端倪。他经常越俎建言，教训咸丰帝应敕命何地何官员如何防堵。咸丰帝命他从颍州移师桐城，救保庐州，他则托词拒不受命。他曾奏称要严防粮台要地徐州，咸丰帝遂命他赴徐州，但他到萧县又改变主意，奏称徐州兵勇足剿土匪，“臣应折回宿州”，竟不待旨令引兵扬长而还。他还想擅自决定皖北州县官的任免，咸丰帝命他依例与督抚“妥商”，“会衔具奏”，他根本不听。袁甲三在其“防剿”区域对捻军等独擅生杀大权，更是毫无顾忌。攻破临淮关后，他下令将捻军七十以下、十五以上者全部杀死，已降的数千人也不得免。攻破凤阳后，又将两城投降捻军中的三百余强壮者杀光。此外，他还有擅截饷银、冒销肥己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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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子弟（2）

袁甲三同李鸿章一样，走的基本是曾国藩的路子——团是团，勇是勇，所谓“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组织和依靠强大的地方武装，成为统筹一方军务的统帅。袁甲三五十七岁死于任上，其兄弟子侄，除长子袁保恒为进士，初期即以翰林院翰林身份随其父回籍办团、后为李鸿章淮军得力助手外，多数是秀才举人，他们或在家乡办团练勇，或加入勇营随队出战，不少因之授以官职，同曾国藩、李鸿章的宗亲、戚友、门生、幕僚、下属通过湘、淮军进入上层官僚机构一样，在不同以往的新仕途上踵行。

袁世凯是袁甲三大哥袁树三长子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七岁时过继给袁树三次子袁保庆。袁保庆于咸丰八年（1858年）中举，在其叔袁甲三勇营立功得官，后调河南办团，与淮军庆字营首领吴长庆有八拜之交。袁世凯跟随袁保庆先后赴山东济南府、江苏南京盐法道任上，十三岁时，养父袁保庆病逝，袁世凯与养母牛氏扶柩返乡。袁世凯十五岁那年，堂叔袁保恒、袁保龄将他接到北京，负起了管教之责，而当年其生父袁保中也因病故去。袁世凯生父、养父及堂叔本意是让他走读书做官的传统仕途，但他不是读书的材料，两试不第。后来的学者总因之说他是纨绔子弟，“游惰冶荡”，在南京等地做“衙内”，花天酒地等，而忽略了传统仕途极其狭窄、士子屡试不中是普遍现象，如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说，“其实十三四岁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哪里去呢”？然而，袁世凯自幼生活优裕，资质平平，生性浮躁，受社会及家族背景影响，更喜欢练拳骑马倒是实情。

光绪五年（1878年），袁世凯十九岁时，袁保恒病故。袁世凯尝试以捐纳入仕未成，于光绪七年应在山东帮办海防的李鸿章淮军庆字营首领、盟叔吴长庆之招，“往学军旅”。吴长庆本意是想替盟兄照顾遗子，也希望袁世凯走读书做官的传统仕途，特命幕府中的名流张謇等指导袁世凯读书。但袁世凯已绝意科考，心情抑郁，大病一场。随后坚决表示投笔从戎，否则即刻回家。吴长庆见此，不无欣慰，委任他为营务处帮办。

营务处帮办，相当于今天军训处、作战处参谋一职。负责辅佐主帅办理军政、军纪、训练、稽查、行军布阵等事。二十四岁的袁世凯既遂其愿，便以高涨的热情努力学习和掌握了军队诸如点名、操练、巡更、放哨等营规。他办事勤快、尽职尽责、小心谨慎、严于律己、不苟私情，很快得到了吴长庆的进一步赏识和信任，并在军中建立了个人威信，站稳了脚跟，以至吴长庆军中本家亲故，也无不畏服。在应付突发事件中，青年袁世凯更显示了胆识、机变和独断专行、雷厉风行、杀人不眨眼的作风。

一次年节，营官都回家过年了，士兵因赌博引发了数十人相互枪击的事件，袁世凯率兵赶到出事地点，假传吴长庆号令，断然将带头闹事者正法，弹压了兵变。

庆军开赴朝鲜后，军纪败坏，奸淫掠抢之事时有发生。袁世凯先斩后奏，立即整肃，而后向吴长庆报告说：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现有七个首级在此呈验！

吴长庆对此不但不怪罪，反而大加赞赏，称袁世凯“不愧为将门之后”。“将门之后”，准确概括了作为19世纪中期以后以多种途径进入上层统治机构的地方势力第三代子弟袁世凯的身份。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和机会，袁世凯才得以经由非传统仕途入仕。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袁世凯随吴长庆庆军开赴朝鲜。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当时的国王名李熙。李熙幼年以宗支即位，由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监国摄政。李熙亲政后昏庸无能，大权落入闵妃集团手中。闵妃集团极其腐败，横征暴敛，招致了朝鲜上下的强烈不满。“壬午兵变”因闵妃集团拖欠及克扣军饷、遭士兵围攻而起，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兵变重新夺得政权。

清朝获知日本将乘隙出兵朝鲜的消息，遂派吴长庆率庆军六营、丁汝昌率军舰三艘入朝援护李熙。吴长庆、丁汝昌等诱捕大院君李昰应，秘密押回天津（后软禁保定），平定了朝鲜内乱。

第三代子弟（3）

在诱捕大院君李昰应、搜剿兵变人员的行动中，袁世凯“争先攻剿，尤为奋勇”，加上吴长庆竭力推崇，给淮系…北洋最高首领李鸿章留下了深刻印象，得他保举升为同知。光绪十年（1884年），为加强东北防务，李鸿章调吴长庆率庆军三营回防奉天，余三营继续留驻朝鲜汉城。袁世凯除了负责庆军营务处、办理转运和一切留防事宜、会办朝鲜防务外，还兼带一营（庆军副营），成为掌握军事实权的人物。

当时正值中法战争，朝鲜宫廷部分人员在日本煽诱下，以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而“欲离中国，更思他图”。袁世凯敏锐觉察到此情，当即上报李鸿章，并透彻指出：“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当年底，朝鲜开化党在日本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攻入王宫，劫持李熙，重组政府。朝鲜亲清派纷纷求援。袁世凯审时度势：若亲日派别立新君，朝鲜摆脱清朝依附日本，作为驻朝清军首领罪责难逃，“咎孰大焉”！朝鲜既依附日本，必断清军归路，与日本夹击清军，“何由回国”？清军数量尚多于日军，不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时朝中不通电报，袁世凯不待李鸿章信函指示，即说服其他将领果断率军与日军激战，攻入王宫救出李熙，日军及亲日派败走，清军全胜。

一举成功，袁世凯志得意满，带着年轻人的冲劲，雄心勃勃地指出，列强方盛，“不数年必有异谋”。贸然建议朝廷，特派大员设立监国，将朝鲜全面置于严密监控之下。至于监国人选，话里话外之意是舍我其谁！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不愿在中法战争之际得罪日本，另开兵衅，没有采纳袁世凯的建议。袁世凯竟自作主张进驻王宫，与李熙仅一墙之隔，要求朝鲜众臣每日向自己“白事，听从指挥”。日本反咬一口，指称此次中日冲突是袁世凯妄启衅端。清廷不明真相，以不准同日本开衅为前提，命李鸿章、吴大激查处，李、吴为避日本猜疑，命袁世凯军撤出朝鲜王宫回归本营。袁世凯亦因擅自挪用军饷抚恤“甲申政变”中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家属，要求报销，遭到李鸿章和其堂叔袁保龄的严斥痛训，谓其“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实属荒谬”，令其悉数赔缴。又因权欲熏天，排斥其他将领，招致激烈的攻讦和物议。眼看就要成就一番风光无限的功绩，不料转眼却成了过街老鼠般的众矢之的。袁世凯像所有毛头小伙一样，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窝火之余，以母病为名请假回国。

1885年3月，袁世凯回国后三个月，清廷派李鸿章与日本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均不派员教练朝鲜军队；今后朝鲜如有变乱等重大事件，派兵去朝鲜时要互相照会，事定即撤，不再留防。伊藤博文还提出要惩办袁世凯，李鸿章没有接受，仅允以私人名义诫责之。当年夏天，驻朝清军依约撤回。

尽管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使其“才堪可用”的呼声与对其攻讦物议之声并高，却使清廷上层、特别是李鸿章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印象。年仅二十多岁的袁世凯没有想到，在他受挫而大叫“官运恶极”之时，他实际上已浮出了宦海。

驻朝清军撤回后，朝鲜闵妃集团的一部分人企图投靠俄国。李鸿章担心朝鲜局势发生剧变，准备将软禁保定数年的大院君李昰应释放回国，利用其影响和力量抵制闵妃集团的亲俄势力，以加强清朝对朝鲜的控制。护送大院君李昰应返朝的人选，李鸿章断然圈定了其心目中熟悉朝鲜事务、又“有应变才”的袁世凯。

为避免炫耀武力、激变闵妃集团，李鸿章决定不派海陆军保护，只由袁世凯伴送。他对袁世凯完全放心，对左右说：“其才必能措置裕如，无需派兵同行。”

袁世凯往见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第三代的年轻人不无亲切地戏谑道：“好戏即可开锣！如今台已成，客已请，单单等你登场了！”

第三代子弟（4）

袁世凯请求派军前往。李鸿章却笑道：“韩人一听袁大将军到，欢声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