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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部分（第1页）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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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由于政治见解与个人经历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而且由于他长期贬谪在南方，离当时的文学中心较远，所以他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没有韩愈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柳宗元对古文复兴运动，也有其独特的贡献。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也对骈文持批判态度。在《乞巧文》中，他讽刺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说骈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主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骈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体表现方面，柳宗元的看法与韩愈有些不同。

首先，韩愈比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谓“不平则鸣”、“愁思之声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饰的宣泄，而柳宗元则比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自己作文：“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平心静气，使内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现。这里面有人生态度与宗教信仰的因素。韩愈激烈反佛，曾批评学佛者“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送高闲上人序》）；而柳宗元却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并主张感情不可过分外露，说“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因此，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但也常常克制自己，写一些感情深沉含蓄的散文。相比起来，他的作品在力度、气势上不如韩愈，但在隽永、含蓄、深沉上却超过了韩愈。其次，韩愈比较刻意于语言、形式上的革新与创造，为了突现感情的力度，他常在语言技巧上下功夫，而柳宗元相对地更重视内在涵意的表现。他在《复杜温夫书》中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也说，议论文要“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比兴文要“丽则清越，言畅而义美”，而在《柳公行状》中则借赞美柳浑散文提出：“去藻饰之华靡，汪洋自肆，以适己为用。”可见他更重视内在的“意”和语言的“畅”，而不那么强调在语言的外现形式上下功夫。因此，他的文风偏于自然流畅、清新隽永，更能令读者回味。

柳宗元的议论文、传记、寓言都有佳作。议论如《封建论》，逻辑谨严，文笔犀利而流畅；《捕蛇者说》从渲染捕蛇之险，反衬赋税之沉重，点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主题，篇幅虽短而波澜曲折。传记如《段太尉逸事状》截取了段秀实治理驻军、孤身入营劝谕郭晞、卖马市谷代农偿租、拒纳朱泚大绫四个典型事迹，生动而有说服力。寓言如著名的《蝜蝂传》借小虫讽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不知死之将至的贪心者；《三戒·黔之驴》则借驴比喻那些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罴说》则借鹿、貙、虎、罴一物制一物来比喻那些“不善内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强的愚蠢行为，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犀利精炼，篇幅虽短而寓意深刻。

但柳宗元散文中写得最好的是那些山水游记。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并不是单纯地去描摹景物，而是以全部感情去观照山水之后，借对自然的描述来抒发自己的感受，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像《钴鉧潭西小丘记》所写景物是：“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小石潭的“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钴鉧潭西小丘的被人遗弃（《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的“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小石城山记》），愚溪的“无以利世”（《愚溪诗序》），都是作者心灵的外化。他也深深地喜爱这些山水，“怜而售之”、“枕席而卧”（《钴鉧潭西小丘记》），觉得它们与自己有相同的遭遇和悲喜。也正是因为他对山水抱有这种感情，“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才写出如此细腻、优美、动情的山水游记。

同时，柳宗元又以极其优美、凝炼、精致的语言通过对山水的描述，把这些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极善于用各种传神的辞句来写各种各样的山林溪石，如写水的幽深平静，则用“黛蓄膏淳”（《游黄溪记》）；写水的清澈浅平，则用“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水跳动轻快，则用“流若织纹，响若操琴”（《石涧记》）；写水流动曲折，则用“曲行纡馀，睨若无穷”（《石渠记》）；写石，则有“嵚然相累而下者”、“冲然角列而上者”的山坡山石（《钴鉧潭西小丘记》）；有“为坻为屿为堪为岩”的岸边之石（《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也有“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的园中之石（《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又有“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抉其穴则鼻口相呀，搜其根则蹄股交峙，环行卒愕，疑若搏噬”的大山之石（《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

丰富的语汇和精微的观察，把山水写得各具形态、栩栩如生。

而在布局谋篇时，他又极善于运用虚实相生、忽叙忽议的方法，使文章开阖变化，意趣无穷。如《游黄溪记》从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范围来说永州山水最善，然后逐渐集中到黄溪这一块地方来，然后依游览登临的次序一一呈现黄溪景色，有如从空中俯瞰，从远而近，由外而内，逐渐呈露，最后转到黄溪的传说后戛然而止，不羼入半点主观感受，让读者如历其境，用自己的眼光观赏；而《始得西山宴游记》则从每日登临的泛泛而谈转入具体的西山之行，在极细的描摹后转入登高远眺，以作者自身“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感受收束，又充满了主观情感色彩，令读者在这种充满感情的叙述中神游山水；而《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鱼在水中的怡然之乐和作者坐潭上的凄清悄怆相映，以日照潭水的明与竹树环合的暗互衬，显出一种鲜明的对比感；而《袁家渴记》则在匆匆记叙袁家渴的幽丽之后，转过来写风来时“纷红骇绿”、“冲涛旋濑”，使单纯的登临游览又横生出一种动态的奇异情状。

此外，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也汲取了骈文的长处，多用短句，节奏明快并且富于变化。像《袁家渴记》写风，在“每风自四山而下”之后，连用八个四字句：

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