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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炸鸡进城来（第3页）

“那我们就得在店里卖酒了，对吧？我们可没有酒执照啊。”

“什么执照不执照的。这是中国，从来没听说过这一套。”彼德有点不耐烦了。

满友能讲几句英文，这时候也插进来说：“夏皮洛先生，彼德是对的。中国男人结婚就要把钱花光，花多多的钱。”他对自己的英语口音有点不好意思，退到一边咬着指甲。

洋老板让步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布置店面，准备开办婚宴酒席。夏皮洛先生给北京打电话，要总店用特快专递运来奶酪饼、冰激凌和加州红酒。彼德雇了两个临时工，在店里挂上彩带和彩灯。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他指挥人们在一个角落里摆上了一尊爱神小像，周围还布满了蜡烛。我们在店门口吊起一对大大的兔子灯笼，象征着即将到来的兔年。彼德要我们在婚礼这天着装整洁—一律是红秋衣、黑裤子、绛红色的围裙。

喜宴安排在星期四晚上。一切都很顺利，来宾都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有教养又不疯闹。新娘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女人，穿了一件天蓝色的丝绸旗袍，头发烫成大鬈发，嘴唇抹得猩红，一刻不停地咧嘴笑着。只怪她爹妈没给她生对好看的眼睛，双眼皮又紧又厚，肯定是到医院动手术拉的。白莎说这个女人在莫斯科开有两家礼品店。怪不得她手上戴了六个闪亮的金戒指，腕子上的那块心形女表肯定也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她手上戴了那么多的钻石金银，肯定做不了多少家务活，是个懒货。但是她的做派倒是落落大方，一看就知道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相比之下，她那位个子高高的新郎官却像个绣花枕头—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名贵西服，系着一条印着小喜鹊的黄领带，脚上人造革的靴子闪着亮光，缀着黄铜色的扣襻。他的嗓音沙哑，笑起来喉咙里好像有气泡冒出来的声音。他要是冲你一笑，脸上只看得见那张像鳄鱼一样的大嘴了。他的父母坐在儿子的对面。他们头发花白，文静寡言，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部。

主婚人站起来，简单地讲了一些祝福这对新人白头到老的吉祥话。接着，他称赞了简单朴素的婚礼。来宾鼓掌之后，主婚人转向我们的洋老板说：“我们感谢我们的美国朋友肯·夏皮洛先生。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么洁净美好的地方和如此可口的饭菜。这就是洋为中用的一个完美的典范。”

人们鼓起掌来。我们这位洋老板会说的中国话只有“谢谢”两个字。他似乎有点害羞，脸颊发红，眼睛水汪汪的，看得出他开心得要命。

新郎新娘该给客人们敬酒了，我们也开始把店里的各式炸鸡往桌上端—有酥脆的、辣味的、烧烤式的、美国南方卡真式的，当然了，还有正宗风味的牛仔炸鸡。一个老太太打开一张折叠好的大纸巾，上面有整齐的鲜花图案。她凑近了研究好半天，舍不得用它擦手擦嘴，好像那是一块精扎细绣的淡紫色绸布。有人“嘭”的一声打开了一瓶香槟酒，把新娘的女傧相吓得尖叫起来，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妈耶，辣死我了！”新郎嚼着一块卡真鸡翅，响亮地吸熘着舌头。

所有的来宾都喜欢吃我们的炸鸡，但是没有多少人品尝加州红酒，嫌它不够劲。绝大多数女宾不喝红酒，她们想要啤酒、可口可乐或其他软饮料。幸亏彼德在店里存了一些竹叶青和青岛啤酒，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我们还烧了一盆热水，为客人们烫酒。夏皮洛先生冲彼德直竖大拇指：“彼德，干得太漂亮了！”他朝每个人都咧开嘴笑，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他甚至赞许地拍拍我们的后背。

我倒喜欢美国红酒，偷偷地给自己斟了一杯，逮着机会就抿上几口。但是我不敢喝太多，怕脸红了让老板发现。客人们吃完了炸鸡、薯条和沙拉，我们就开始上奶酪饼和冰激凌，没想到这成了整个喜宴上的一个小高潮。每个人都喜欢这种美国式的饭后甜点。一个老学究模样的教授大声说：“这才是最好的美国玩意儿！”听他的口气好像他去过美国似的。他用叉子叉起一块奶酪饼送进嘴里，使劲地吧唧那两片薄嘴唇。他好像是唯一可以熟练使用刀叉的客人，其他人都是用筷子和勺子。

这是我们头一次在店里出售奶酪饼和冰激凌，所以我们这些雇员都趁机吃上一口。我有生以来第一回知道世界上有奶酪饼，太好吃了，我一口气吃下两大块。我把盛红酒的杯子和盛奶酪饼的盘子藏在一个柜橱里，怕让洋老板看见。彼德对我们偷吃偷喝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我们把活干好就行。

这次喜宴最让我高兴的是来宾都很有节制，不仅平和而且短暂，只持续了两个钟头。也可能因为新郎和新娘以前都结过婚。在我们木基，一般的婚礼都要拖上七八个小时，吵闹混乱，客人们喝了酒还经常动手打架。参加我们店里这次婚礼的来宾都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没有谁喝得醉倒。唯一让人看不顺眼的是那个新郎官，好像有点缺心眼。我真不明白为啥这个有钱的寡妇要嫁给这个没良心的王八羔子。他离婚后把两个小女儿扔给前妻，根本不管不问。可能他爹妈是有权势的干部，也可能他别的方面傻，勾引女人却有一套。他肯定是想跑到莫斯科待一阵子，再生个孩子，最好是男孩。费兰看着他摇头说：“真让人恶心！”

客人走了之后，夏皮洛先生和彼德兴奋得满脸放光。他们知道这是牛仔炸鸡店的一个创举。我们的洋老板说他要把我们今天的成功报告给设在达拉斯的牛仔炸鸡连锁店的总部。我们又累又困，心情却很愉快。夏皮洛先生说了，如果生意好的话，到了明年夏天他给我们每个人加工资。

当天晚上我没有睡好，一个劲儿地往厕所跑。我估计可能是我的肚子还吃不惯美国食品。尽管我每天都吃薯条和饼干，但是从来没有尝过奶酪饼和冰激凌，更没有喝过红酒和香槟。我的肚子肯定是消化不了这么多好东西。我感觉非常虚弱，不知道明天早上能不能去上班。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到了早上九点钟，我还是挣扎着去了炸鸡店，但比平日晚了半个钟头。开门前的准备工作就是切菜和往鸡块上涂辣味炸粉。大家忙着的时候，我问他们昨天夜里睡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白莎那双不大的眼珠盯着我，就像两把锋利的小匕首。

“我昨天晚上闹肚子。”

“那是因为你小子偷吃得太多了，活该！”她那张绷着的脸长着粉刺，看上去好像有点肿。

“你就没闹肚子？”

“别臭美了，你当别人都像你那样没出息？”

满友说昨天他睡得像头死猪，可能是香槟酒喝得太多了。京林和费兰倒是承认昨晚上也患痢疾，多少使我心里得到点安慰。费兰说：“昨天夜里我觉着快死了。我妈让我喝了两暖壶开水，要不我今天非脱水不成。”她两手捂着肚子，好像随时要往女厕所跑。

京林说：“我觉着我都要把肠子拉出来了。”可不，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今天好像有了尖下巴颏儿。

我们说话的工夫，电话响了，彼德抓起听筒。听着听着，他的脸紧张得失去了血色，短粗的鼻子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来电话的是个女的，她说昨天喜宴上的食物有毒，吃完了一直不舒服。彼德不住地道歉，保证说我们是非常讲究食品卫生的，但是一定会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

他刚放下电话，另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从上午十点钟开始电话铃声就没有停过。打电话的人都是骂我们的食物不干净。夏皮洛先生吓坏了，一迭声地念叨：“天啊，人们要告我们呢！”

我们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让他解释一下那些人到法院去告会有什么好处呢？他说，牛仔炸鸡公司可能要给他们很多钱才能了结这个官司。“在美国，有很多人就是靠告状活着的。”我们不禁也担心起来。

到了中午的时候，木基师范学院校方打来电话，正式通知彼德有三分之一参加婚礼的客人发生食物中毒，十几个老师无法上课。新郎的母亲现在还在木基市中心医院里躺着输液呢。师范学院的人怀疑是食物不干净，或是已经过了保鲜期，也可能是冰激凌和奶酪饼太凉了。夏皮洛先生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彼德倒是还能保持镇定，他的两道浓眉紧紧地皱着。

“我跟你说过咱们办不了宴席的。”洋老板气得鼻孔生烟。

彼德嘟囔着：“肯定是那些奶酪饼和冰激凌让他们吃坏了肚子。我敢保证我们的食物是干净新鲜的。”

“也许我不应该多此一举，把这些东西从北京弄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我来跟他们解释。”

从现在起，只要一有电话打进来都是彼德去接。他说我们店里的食品绝对是新鲜干净的，只是中国人的胃承受不了美国的奶制品。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来吃喜宴的客人中有三分之二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应。

他那套中国胃的理论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们以前都喝过牛奶，怎么没有食物中毒呢？三天以后，在《木基日报》上刊登了彼德写的一篇一千二百字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说好多中国人对奶制品中一种叫作乳糖的东西过敏，因为中国的传统饮食当中很少有奶制品。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篇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引经据典地证明中国人的胃口和西洋人不一样。他要求读者在购买牛仔炸鸡店的奶制品之前一定要确认自己对乳糖不起反应。并且他还说，我们的炸鸡店从现在起会继续出售冰激凌，同时也会卖一些不含乳糖的甜点，像果冻、苹果饼、核桃仁饼和水果罐头。

我不喜欢彼德的文章，我们是吃了店里的冰激凌后拉肚子的，难道不应该得到赔偿吗？哪怕几块钱也好啊。现在彼德这小子把这点希望也搅黄了。我忍不住跟同事们抱怨，却遭到费兰的一顿数落：“宏文啊宏文，你咋跟个娘儿们一样见识短呢？只要炸鸡店能开下去，咱们不就能多赚钱吗？”

死丫头！我心里骂着。可是想想她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炸鸡店现在已经快成我们的工作单位了。店里亏损我们也跟着倒霉。再说，要想拿到店里的赔偿，我必须首先承认偷吃喜宴的冰激凌和奶酪饼，这只能招来罚款和嘲笑。

彼德在店里很快就大权独揽了。我们对此倒乐于接受，因为他会比夏皮洛先生管理得更好。我们给他也起了外号：副支书。他那篇文章在报纸上登出来以后，再也没有人打电话来抱怨了，反而招徕了越来越多的顾客，有人就是为了吃甜点来的。姑娘们喜欢果冻和水果罐头，孩子们吃冰激凌简直不要命。我们又开始承办结婚酒席，这逐渐成了店里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人们还会经常打电话来问我们办不办“白宴”—也就是丧礼后的宴席。彼德拒绝了这些请求，因为和喜宴比起来，白宴没有多少钱赚。另外，整这事多丧气啊，要倒运的。

街上的冰雪开始融化了，树枝抽出了鹅黄。夏皮洛先生也不再经常带店里的女孩子出去吃饭了。现在木基城里的大多数饭馆已经把他当成一般的顾客，只要他付中国人的价钱。有一天，店里打半工的大学生菊菊跟我们说，洋老板头天晚上带她去八仙园吃饭，喝醉了酒以后就开始对她动手动脚，还叫她“宝贝”什么的。她说以后决不跟他出去了。我们这些男士趁机警告店里的姑娘们：如果这个臭老头子对她们不规矩，她们应该立即报告警察，或者去法院告他。

到了四月下旬，夏皮洛先生回得克萨斯一个星期，去参加他继女的婚礼。从美国回来以后，他不再跟任何店里的姑娘出去吃饭了。老小子可能是害怕了，这说明他还是聪明人，因为和姑娘们在一起他不可能永远控制住自己。如果他再有什么越轨的行为，被人家女孩子告到公安局，他可就有好瞧的了，最轻的处罚也得是罚款。夏皮洛先生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认识了一个美国女人。她叫苏珊娜，从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罗利来到木基市，在师范学院教英语。这个黑女人可真不一般：她三十岁出头，将近一米八的个子，粗胳膊粗腿，屁股像口小锅。她留着短头发，戴着手镯那么大的耳环。我们常常琢磨她那对金光闪闪的大耳环的成色，是14K、18K，还是20K？甭管多少K，那两个像篮球筐一样的玩意儿肯定值不少钱。去年夏天她参加木基市的马拉松比赛，专业的长跑运动员差点跑不过她。她赢得了一个“友谊杯”，抱在怀里像个黄铜做的镀金小水桶。苏珊娜有一副像男人一样浑厚的嗓子，是个非常出色的歌手。她每个星期都带四五个学生来到炸鸡店，教他们用刀叉吃美国饭。他们在店里还经常唱她教的美国歌曲，什么《漂亮的信纸》《冬日仙境》和《圣诞夜》等。他们的歌声会吸引行人的注意，对店里的生意很有好处，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她来。夏皮洛先生给他们打八折的优惠，我们看了却很气愤。这洋老板明明是看人下菜碟嘛！我们店里有规定禁止给顾客打折，但这只是给中国雇员制定的，对老板是例外。不过，我们都认为苏珊娜人很好，在所有的顾客当中只有她给我们小费，而且她的学生吃的饭菜都是她自己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