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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共产党号召援助中国。在英共组织下，伦敦万人集会，声援中国。英国全国劳动工会也作出决议，要求政府禁止向日本出售商品和提供贷款。

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代表几万集会工人致书中国，向中国抗日军民致敬。美国共产党号召美国人民给中国尽可能的帮助。在美共的号召和推动下，美国“反对国际侵略委员会”等援华组织相继成立。美国产业和劳工两大工会组织所属800万工人，表示声援中国。

法国共产党利用一切机会号召人民阵线进行援华工作，全法有30万工人决心支持中国抗战。处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共产党也发表声明，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战，“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

除上述国家外，西班牙、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丹麦和瑞典等国的共产党和工会，亦积极号召和推动本国的反日援华活动，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还得到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关注和支持。越南、朝鲜、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等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推动下，不仅在道义上谴责日本，声援中国，而且通过捐款、捐物和拒购、拒运日货等手段，支援中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

二、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的两面政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直接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特别是日军进攻上海更加深了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

“八·一三”日军进犯上海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出口的物资，美国减少了86％，英国减少了60％。

英、美等国为了维护它们在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对日本妄图独占中国的行径进行了一些谴责和限制；对中国抗战表示了某种同情和支持，并企图利用中国抗战削弱日本。这是英美两面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英、美自身有许多矛盾无法解决，而与日本在反苏反共和反民族解放上又是一致的。因此希望借助日本之手，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使日本成为反苏反共的先锋。于是，它们对日本侵略中国主要采取了绥靖政策。

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利益不受日本侵犯，宁愿在中国问题上对日妥协。在“七·七”事变之前，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和外交大臣艾登就对中国代表团说过：“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页。＇

“七·七”事变后的10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又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如果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意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的殖民地进行某种报复性的打击。由于英国惧怕日本报复，所以主张同中日双方维持友好关系，力图将美国推向与日本对抗的第一线。1938年5月3日，英国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将中国沦陷区海关移交给日本的《中国海关协定》，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日本全面侵华，损害了美国的在华权益，但是美国为了保持对日贸易，避免日美矛盾激化，对日仍然实行绥靖政策。当中日双方于7月12日分别向美国国务院通告卢沟桥事件后，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友好的、公正无私的态度。”＇《1937年国际事务概览》第1卷，牛津1938年版，第259页。＇

7月16日，赫尔发表声明，提出“和平原则十六条”，无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区别，却要求中日双方为“世界和平”而“自我克制”。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关于“中立法”的声明，禁止美国政府的商船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用物资。这项声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很公平的，但在中国缺少船只和海岸线已被日本封锁的情况下，占便宜的是日本。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美国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罗斯福于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了“隔离演说”，不指明地抨击了日本的侵略政策。他指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中，在生理上的流行症开始蔓延时，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以保障社会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染”。＇《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支持罗斯福的演说，指责“日本在中国的行为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罗斯福的演说和国务院的声明，立即遭到国内孤立主义者的攻击。于是罗斯福又出来解释说：这个演说“不意味着放弃中立法”。随后，他又进一步宣布这个演说“没有考虑对日制裁”。无怪乎有人对此评论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试探性汽球”，吓唬一下日本而已。

美国不仅在政治上绥靖日本，而且在经济上给日本“输血”。从“七·六”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前，美国一直是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者，据日本工商省的统计，日本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是：1937年为33。6％，1938年为344％，仅1937年下半年，美国向日本输出石油就达3500万桶。

对此，美国31名议员联名指出：“我们说日本有德意两个盟国，事实上，我们才是日本最好的同盟国，任何人心里都会毫无疑问地相信，我们正在积极参加日本在华进行的战争。”“日本派出士兵，而我们的性命在战争中却无危险，我们只把商品和原料运到日本，让他们用以作战，而我们则从中获得利润。”＇《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8日。＇

“七·七”事变后，西方大国对日本的绥靖在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上表演得最为充分。

1937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国及英法政府递交备忘录。8月30日，中国驻瑞士公使胡世泽向国联控诉日本扩大侵华战争。9月12日，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正式向国联大会提出申诉书，要求各国制裁日本。9月16日，国联决定将中国的申诉书提交给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咨询委员会的两项报告：

第一项报告，指出日本军队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但未明确宣布日本是侵略者；

第二项报告建议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并提议国联明确表示从道义上支持中国，要求各国扩大对中国的援助。但无实际措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是英国代表提出的。作为华盛顿会议的发起国，美国不能拒会。罗斯福指示美国代表戴维斯，既不希望“被推到前台充当领袖”，也不愿落在后面变成“英国风筝上的尾巴”。＇〔美〕多萝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哈佛大学出版1964年版，第406～407页。＇

英美两国，在会前既不愿意带头主持正义，更不愿在会上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措施，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说，到这个会议上去谈论经济制裁“是完全错误的”。＇〔英〕尼维尔·张伯伦：《为和平而斗争》，伦敦1937年版，第42页。＇　这就给会议的成功投下了阴影。

11月3日，“九国公约”国中美英法和特约国苏联等19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正式开会。英美等国在会上互相推诿，谁也不愿充当会议的主角，好不容易才说服比利时充当东道主，并由其外交大臣斯巴克主持会议。

会议中间，中国代表顾维钧恳请各国从道义上、物质上、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对中国实行援助。苏联代表要求对侵略者采取集体措施，实行制裁。

但英、美、法等国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