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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

天将破晓之际,初雨开始降落在基布兹的房屋、田野和果园。空中弥漫着潮湿泥土和干净树叶的新鲜气息。雨水沿着明沟哗哗流淌,洗净红色屋顶和马口铁棚屋的灰尘。第一缕晨曦笼罩着一座座房屋,花园里的鲜花上闪烁着水珠。一架多余的草坪洒水器继续喷洒着水汽。一辆湿漉漉的儿童三轮脚踏车斜放在一条小径上。群鸟在树梢上惊恐地尖叫。

雨把纳胡姆·阿塞洛夫从不安稳的睡眠中吵醒。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听到了敲击百叶窗的声音,好像有人来告诉他什么事情。他起身坐在床上,悉心谛听,直至意识到初雨来临了。今天他要到那里去,让埃德娜坐在椅子上,直视她的眼睛,和她说话,诉说一切。实际上也是去找大卫·达甘。他不能就这么算了。

可是他能对他说些什么?对她说些什么呢?

纳胡姆·阿塞洛夫,一个五十岁上下的鳏夫,是耶克哈特基布兹的电工。大儿子伊沙伊几年前在一场以牙还牙的袭击中被杀后,埃德娜成为他现在唯一健在的孩子。她是一个颇有主见的年轻女子,乌黑的双眼,橄榄色的皮肤。这个春天,她已经年满十七岁,是基布兹高年级的学生。每天下午,她都会离开三个女孩合住的宿舍,来看父亲。她会坐在他对面的扶手椅里,双手抱肩,仿佛她总是有点冷。即使在夏天,她也是那样抱着自己。她会和他一起坐上个把小时,直至夜幕降临。他会准备咖啡,一盘剥去果皮、削好了的水果,他们会静静地聊收音机里的新闻,或者她的学习,而后她会离去,与朋友共度整个夜晚,也许不和朋友在一起。纳胡姆不了解,也没有过问她的社交生活,她也没有主动说明。他曾经听说她与救生员杜比有过短暂的恋情,但是闲言碎语很快消失了。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他和女儿从来不谈自己的私事。比如,埃德娜有一次说:

“你应该去看医生。我不想看你咳嗽。”

纳胡姆说:

“好吧。也许下个星期。这星期我们要在养鸡场的孵化房里安装一台新的发电机。”

有时,他们会谈论二人都喜欢的音乐。有时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听旧式留声机播放舒伯特的音乐。他们从来没有谈过埃德娜死去的母亲或哥哥,也没有谈过童年记忆或者未来计划。他们之间有着未曾言明的约定:不触碰情感,不触碰彼此——哪怕是一点点触碰,不是手触碰肩膀,也不是手指触碰胳膊。离开的时候,埃德娜站在门口说:“再见,爸爸。记着去看医生。我明天或者后天再来。”纳胡姆会说:“行。来吧。照顾好自己。再见。”

几个月后,埃德娜就要和同学一起去服兵役了。她自学了阿拉伯语,将在情报部门工作。

就在初雨降临的几天前,埃德娜·阿塞洛夫收拾起衣物,离开宿舍,搬去和大卫·达甘——一个与之父亲年龄相仿的老师——同居了。整个耶克哈特基布兹闻听此事,都为之震惊。大卫·达甘是基布兹的奠基人和领袖之一,口才好,身体瓷实,两只臂膀强健有力,脖颈短却非常结实,八字胡修剪得整整齐齐,已经冒出一些银须。他通常在争论时冷嘲热讽,过于自信,声音低沉。每次谈论意识形态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接受他的权威阐释,谈论日常生活也是如此,主要因为他拥有某种犀利的逻辑和不可抗拒的劝说力。你的话只说了一半,他就会打断你,热情地把手放在你的肩膀上,坚定地说:“等等,给我一分钟,我们可以把事情理顺。”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喜欢听领诵祷文的音乐。多年来,大卫·达甘一直在基布兹做历史老师。他频繁地更换情人,和我们基布兹以及附近其他基布兹的四个女人生有六个孩子。

大卫·达甘五十来岁了,埃德娜去年是他的学生,年仅十七岁。难怪闲言碎语会在食堂里,在罗尼·辛德林就座的固定餐桌旁疯传。诸如书念童女亚比煞[2]、洛丽塔和蓝胡子,等等。约斯克·M。说,如此丢脸的事撼动了学校的基础。怎么可以呢——教育工作者和他年轻的学生?他们要召开教委紧急会议。约谢哈不同意:“毕竟,你不能与爱情争辩;不管怎样,我们这里一向提倡自由恋爱。”丽芙卡·R。说:“她怎么能这样对她的父亲,毕竟他很失落。可怜的纳胡姆,他确实将无法容忍。”

“年轻的一代突然都想去上大学了,”大卫·达甘在食堂吃饭时说,他声音低沉,“没有人愿意在地里和果园干活了。”他声音刺耳地说,“我们应该立个规矩。大家有不同意见吗?”

尽管基布兹人都同情纳胡姆·阿塞洛夫,但没人说破。他们背着埃德娜和大卫·达甘说,不会有好结果的。他们说,他确实非常非常出格。他和女人交往总是出格。对于她,我们只是震惊。

纳胡姆保持沉默。在他看来,所有在基布兹小径上与他擦肩而过的人都不知他会做什么,也不知他为何没做什么。你的女儿被引诱了,你为何保持沉默?他试图从他进步的恋爱观和自由观中寻找慰藉,但无济于事。他心中充斥的只有忧伤、尴尬与耻辱。每天早晨,他去车间修理电灯和厨灶,更换新插头,修理损坏的器具。他来到院子里,肩上扛着架长梯,手上拎着工具箱,履行自己的职责,比如架设一条通往幼儿园的新电线。早晨、中午和夜晚,他出现在食堂,一声不吭地在服务台前排队,把饭放在托盘里,而后坐在角落里,一个人默默地吃饭。他总是坐在同一个角落。大家和蔼地和他说话,就像同一个身患绝症的人说话,甚至避免提及任何暗示性的问题,他会用平静、沉着、略微沙哑的声音简短回答。他心里说:再过一天我就去找她说。也找他说。毕竟她还是个孩子。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纳胡姆·阿塞洛夫坐在电工房,佝偻着身子,戴着滑下鼻梁的眼镜,修理器具:电水壶、收音机、电扇。他自言自语:“今天下班后,我一定要去那儿。去和他们两个人说。我进门坐下,只讲一两件事,然后就拉着埃德娜的胳膊,把她拽回家。不是去她的宿舍,而是回这里,回家。但我第一句话说什么呢?我是会生气,还是会控制自己,唤醒他们的理智和责任感?”然而在内心深处,他既不感到愤怒,也不想指斥,而是感到痛苦与失望。大卫·达甘的儿子们有的都比埃德娜大,他们已经服兵役了。也许他不应该去那里,而是应该和他的某个儿子讲?但是他该确切地说什么呢?

从孩提时代,埃德娜对纳胡姆就比对妈妈亲。尽管她很少用语言解释这种亲近,但纳胡姆一向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时候退让,什么时候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是一种不曾言明的默契。自从母亲去世之后,埃德娜每周一把父亲的衣服拿到洗衣房,每周五带回一包干净熨帖的衣服,还给他缝上掉了的纽扣。自从哥哥死后,她每天傍晚都会来他住的房子,煮咖啡,和他一起坐上个把小时。他们很少交谈,通常只是聊聊她的学业或是他的工作。有时他们会谈论一本书。他们会一起听音乐,吃水果。一小时后,她会起身,拿杯子走向洗涤槽,但是她会把杯子留给爸爸去洗,然后便回到学校的宿舍。尽管纳胡姆几乎不知道她和什么人交往,但他知道老师们喜欢她,让他骄傲的是,她自学了阿拉伯语。一个文静的女孩,基布兹的人们这样评论她,不像她母亲那样风风火火,却像父亲一样忠诚勤奋。多遗憾,她把辫子剪成了短短的带刘海的马尾巴。她梳辫子时中分,就像前辈的拓荒者姑娘。

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纳胡姆去她的宿舍找她,把她落在家里的毛衣送去。他发现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坐在床上把弄长笛,一遍遍地练习一个简单的音阶。他走进门,因打搅她们而抱歉。他把叠好的毛衣放在床角,扫掉桌上不显眼的一点灰尘,再次道歉,轻轻走了出去,以便不打搅她们。他在窗前的黑暗中站了五分钟,认真听她们吹奏:她们正在吹奏一支轻柔的长练习曲,那忧郁的曲调一遍遍地重复。他的心突然一紧。他走回自己的住房,坐下来听收音机,直至合上双眼。夜晚,半睡半醒之间,他听到了胡狼在近处嗥叫,那声音就好像来自他的窗下。

周二下班回家后,纳胡姆冲了澡,穿上熨好的卡其色长裤和浅蓝色上衣,套上一件破旧的短外套,看上去就像个上世纪的贫穷知识分子。他用手绢一角擦了擦眼镜,走向门口。他突然想起埃德娜落在他房里的高级阿拉伯语课本。他小心翼翼地把书装进一个塑料袋,夹在胳膊底下,戴上灰帽子,离开了家。一个个小水坑和晶莹发亮的芬芳树叶上依稀可见残存的雨水。因为并不着急,他就走上了一条长路,蜿蜒经过儿童之家。他还是不知道该和女儿说些什么,或者对大卫·达甘说些什么,但是他希望当他们相互面对时就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有那么一刻,他想象埃德娜与大卫·达甘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罗尼·辛德林和基布兹那些嚼舌头的人的邪恶想象,因此当他最终到大卫家里时,会发现他和平时一样,和别的女人坐在那里喝下午咖啡——和他的前妻,或是老师兹娃,或是一个全新的女人。也许埃德娜根本就不在那里,他只是在门口和大卫说上几句话,聊聊政治和政府。他会婉拒留在那里喝咖啡,下棋,而是道别,走自己的路,也许会去埃德娜的宿舍,在那里他会看到埃德娜在看书,或是在吹笛,不然就是在做作业。如平时一样。他会把书还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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