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19世纪下半叶朝鲜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尖锐化,东学道信徒逐浙增多,遍及全国,而以朝鲜南部全罗、庆尚、忠清三道为中心。东学道组织扩大并不断强化,终于搭上抗
拒暴政的民乱便车,有组织的展开东学党运动,而发展成一股革命势力。
1894年春间,金罗道古阜郡农民因郡守赵秉甲贪污,迫害人民而群情愤激,派代表赴全州,向全罗造观察使控拆,农民代表反被逮捕入狱。四月间,古阜郡东学道首领率领愤怒的农民群众,实行武装起义。袭击郡衙,杀死郡吏,夺取武器,打开仓库,把粮食散发贫民。
最初起义军派出了数名首领,去找政府要员呈递请愿书。他们的目的只是单纯的请求赦免第一代教祖崔济愚的原罪,并承认天道教本身为正当的宗教团体。但是,闵氏政府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这种请求。随后,40余名的东学党成员大举前往京城,在王宫正门前展开连坐示威。这次在他们所列举的要点中,明白提出“济世安民”、“逐灭倭夷”、“尽灭权贵”的政治性要求。
起义者提出排除闵氏势力专断,换言之,东学党主张赶走闵妃与其党羽,以及应该拒绝所有外国侵略性的行为。他们的主张恰巧与大院君的主张不谋而合。
闵皇后看到东学党提出的要点与大院君的一致,大为慌张,将林圭镐、孙天民、孙柄熙等东学党首领全部逮捕,加以严罚。事态越发扩大,东学党人只有以武力对抗政府了。
于是东学党由全罗道古阜郡的东学道人全奉准为总司令,组织数千名东学军,每到一处便攻击当地官兵。当时,东学军向所有农民散发的檄文内容如下:
我们高举正义的大旗而起,只想解救百姓于涂炭之中,将国家置于磐石之上。对内,我们要严格惩罚被贪念所惑的贪官污吏;对外,我们要从这块土地上赶走被大清国、日本等外敌。不堪忍受贵族与富豪横行霸道之苦的农民们,遭受首领、方伯驱赶的下级官吏们,以及所有像我们一样怀着怨恨的人们,趁此机会,都一起加入斗争吧!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将永远无法脱离贫困、屈辱与苦难……
东学军在起义之初,只以东学道教徒两千人组成的军队,从古阜郡开始和官兵争夺地盘。所到之处,东学道徒与非道徒农民纷纷起义响应,参加者还有当时受尽压迫和凌辱的奴婢等贱民和城市贫民,甚至还有一部分对当时社会不满而又失势的没落两班、儒生、乡班和地方胥吏。起义军驱逐地方官吏,搜出地主豪绅的钱粮,散发给贫劳人民。朝鲜政府派官军前去镇压,反被起义军击溃。
从高宗31年(1894)5月开始起义的全奉准东学军,所到之处胜利不断,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横扫古阜、泰仁、南原、扶安、兴德、高敞、茂长、灵光等地。终于在当月末,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全罗道的首府全州。一时朝鲜南部三道完全卷入农民起义的风暴中,朝鲜政府无力控制。东学军在这些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军队组织,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关——执纲所。
政府对此大为恐慌,重新组织东学军的讨伐军。招讨使洪启薰带领讨伐军,约一千名用美国新式武器武装起来,又经美国教官训练的京师,也为随抵达全州。他们在得到人员和武器的补充之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对全州城发起了多次进攻。数日间,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攻守战,全州城变成了一片火海。但是,东学军在城内百姓的大力支持下,顽强地守卫住了全州城,并且还多次冲出城外进行反击,每次都给京师以沉重的打击,致使讨伐军攻城的企图未能得逞。东学军方面也有很大的伤亡。
这时候,在麻浦别墅里过优闲日子的大院君,听到东学党席卷全罗道的消息,心中大为欢悦。因为东学党行动纲领中提出的“排除闵氏势力,驱逐倭寇洋夷”的口号,与自己平常的思想完全一致。大院君认为东学党起义是绝好的一次机会,立刻派心腹部下去全州,劝说全奉准带着东学军攻打京城。但是,这股来势汹汹的势力,在朝鲜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已超脱了大院君可以控制的范畴。东学军掀起的狂潮,将整个朝鲜卷入了动乱的游涡之中。
继官军在长城战斗中惨透失败的凶讯之后,又传来了在全州失利的消息,加之各道的农民起义象燎原之火燃遍全国,使闵氏政府大惊失色。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全国交通几乎完全断绝,而三南地区这个粮仓又陷入动乱之中,致使汉城的粮源被切断了。
为了挽救这危在旦夕的时局,镇压农民起义,闵氏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偷偷地请求大清国军阀出兵镇压农民起义军。为了赢得时间,一方面指使洪启熏同农民军暂时求得“媾和”,另一方面封李元会为两湖巡边使,率领一千余名的京师开赴公州,以阻止农民军北上,并派严世永为三南廉察使南下,用自欺欺人的国王敕谕对农民军进行劝诱。
从朝鲜民乱之初,中日两国就时刻注视着朝鲜局势,对朝鲜发生的任何事件都非常敏感,而且彼此都增惕地提防看对方的行动。当金玉均被刺案发生时,传闻日本有派兵入朝鲜的企图,李鸿章即电告袁世凯探查,袁回电认为日本没有积极行动的可能。他在东学党起义初期,即有意于自动的派兵助朝“剿乱”,欲借以促进中国的声威,同时为个人猎取功名权势。
明成皇后14(3)
李鸿章对于镇压东学党起义,维持受册封的李朝统治,是完全赞同的,这是清朝统治阶级的基本态度。但是李鸿章仍然有顾虑,怕中国出兵助剿会引起国际纠纷,特别害怕日本乘机出兵。因此他在东学党起义之初,并没有立即派兵的意思。但是东学党起义的声势大振,李鸿章改变了他的态度,同意出兵。此时,李鸿章收到了袁世凯的电报。袁世凯在电报中说,朝鲜政府已向他请求派兵援助,而且自己在和日使馆的翻译官郑永邦谈话时,郑永邦表示,日本希望中国速派兵剿乱,日本必无他意。
其实这是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派出去探询中方态度的探子。日本把东学党起义看成是侵略朝鲜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了挑起侵略朝鲜的战争,而竭力怂恿清政府派兵入朝镇压起义,以作为日本乘机出兵朝鲜的口实。
其后杉村浚还亲自去见袁世凯,进行了类似的探询,袁世凯竟然信以为真,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日本只关心他在朝鲜经商的国民,除此之外好像并无居心。袁世凯这个错误的判断,加强了李鸿章派兵的决心。
之后,李鸿章又亲自面晤了日本驻津领事荒木,荒木早和国内统一口径,李鸿章对日本“必无他意”信以为真,遂决定同意派兵入朝,帮助朝鲜政府镇压起义。
几天之后,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正式请兵的电文,便奏派叶志超、聂士成率淮军共约2500名分批入朝鲜,又命令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一面又依照《天津条约》行文知照日本。李鸿章和袁世凯此时是相信日本不会派兵,纵使派了也易于对付,不会惹下太大的麻烦。足见他们不知道日本的阴谋。
中国派兵的照会送达日本外务省当日,日本政府即电令驻北京日使向中国递交日本派兵的照会。事实上,日本内阁早在几天前就决定出兵朝鲜,之前已借口护送在假期中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朝为名,派遣海、陆军到朝鲜。但是,日本装模作样,等待中国派兵照会到来时才正式照会中国,这正是日本外交的狡猾之处。
从中、日派兵开始时的若干迹象,显示情势非比寻常。
首先,中国出兵照会,以应朝鲜政府请求“保护属邦”为名,日本立即提出抗议,认为日本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中国要求日本为保护使馆商民不必多派军队,不可进入朝鲜内地。日本即蛮横地宣称:日本派遣军队数量及行动,帝国政府自行决定,不受他国掣肘。态度十分强硬。
再者,中国派兵仅2500人,驻扎在牙山,而日本派出5000余人,其后陆续增兵达万余人,部分日军直赴朝鲜的首都汉城,分踞要害。同时,日本军舰八艘驻泊仁川。显然,为保护使馆及商民,完全没有动员如此巨大军事力量的必要。
这时候闵氏政府见中日军队云集,颇存戒惧,希望双方撤兵。而袁世凯也看出日军来势汹汹,情势不妙,便极力催促朝鲜政府设法阻止日本来汉城,并拟请驻朝各国使领出面干涉,均无效果。袁世凯只有与日使大鸟圭介直接进行谈判,双方约定之后均不再添兵。大鸟同意不再添兵,是日本外交上的策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