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生日以后,我听见爷爷的学生告诉爷爷,武汉为陈建功先生开了生日的庆祝会,上海也为苏步青先生开了生日的庆祝会。爷爷听了以后说:“陈先生也七十岁了,苏先生也有六十岁了。他们在数学上都有许多贡献。”我理解爷爷,他非常尊重不同学派的科学家,他认为科学界有不同学派,学派之间自然有争论,通过争论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
后来有人对我讲,在数学界有许多学派,陈先生和苏先生以及爷爷都属于不同的学派,也像“*”一样,有革命的、不革命的。我听了以后,也像爷爷一样,回答说:“我的爷爷和陈先生、苏先生都是中国人,他们在中国的数学事业上都为中国做出了贡献,大家都应该是革命派。”古人说“文人自相轻”,说的是文人有了一点知识就互相看不起。爷爷不喜欢这样的人,我也不喜欢。“*”以后,我考上华中工学院研究生后,还专门去看望了陈建功先生,他的确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
爷爷和我说:“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他还说:“目前我们国家从政治上是彻底翻身了,资本主义国家再也不敢欺负我们,割地赔款的事已经是历史了。但是要使我们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科学还要发展,经济还要发展,国家才能富强起来。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还要为国家做点事。”爷爷这样说,也这样努力去做。
1961年,中国数学会在颐和园召开了“函数论”讨论会。根据爷爷的建议,组织了北京市“复变函数论”讨论会,参加的人除了数学所的,还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他们每两个星期开一次会。会议就在家里的客厅里举行。为了方便讨论,数学所还派人来安了一块黑板,后来又装了一部电话,不过这部电话常常出毛病。北京市“复变函数论”讨论会一直坚持到“*”开始才停止,那时电话也彻底不能用了。
爷爷除了主持北京市“复变函数论”讨论会,自己也继续进行“复变函数论”的研究。1964年,他在一个问题上有了一点突破,但是这一张手稿,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我帮他找了几次也没有找到。后来在“*”中最艰苦的日子里,他仍然在想着这个问题。这时,由于有许多家迁入,东西更多了,更找不到了。在数学所军代表的鼓励下,他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在临去世前不久,也就是在我离开北京前几周,他对我说:“有德,你不要着急了,我已经找出了结果。” 。。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23)
爷爷一直工作到死,他终于找到了他研究多年的成果。但是就是这一成果,在爷爷去世后,由小叔叔交给了所里,后来听说“丢”了。这件事让我一想起来就会流下眼泪,难道爷爷用生命写成的东西就这样轻易被“丢”了?我在心里责备自己,如果当年我学数学,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为中国再培养出几个像华罗庚一样的数学家
1962年,在得知我已经决定不学数学后,爷爷决定为祖国再带几个研究生。中国科学院数学所非常支持他的想法,于是从北京大学挑了几个研究生给他。听爷爷说,数学所的人告诉他,这几个研究生出身不好,只有一个出身中农。我问爷爷:“那么你怎么办?”爷爷说:“出身不是由本人选择的,我只看这个学生本人学习成绩是不是优秀、有无发展前途,本人是不是努力。其他是数学所决定的。以前华罗庚来清华学习,有人说他出身低微,本人又只是店员。我不管别人怎么贬低他,把他请来清华。你看现在他怎么样?不可将出身看重,家庭不能决定一个人走的路,一个人一生的道路是要他自己来走。”我也同意他的看法,说:“是啊,我们在学校也讲:要重在表现。”
后来数学所在北大当年的毕业生中,又招收了杨乐和张广厚两名研究生,加上原来的学生一共五个人。爷爷亲自“面试”了北大的两个学生后,对我说:“北京大学这两个学生,他们的数学基础很好,许多功课都已经在学校学过。有的我在学校时都没有学过,但是这些是不是真的就有用,我也不知道。”以后我经常在家里看见的是杨乐和张广厚,在众多的学生中,爷爷常常夸奖杨乐。
有一次杨乐来我们家,临走时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九十度躬。他走后,奶奶夸奖他有礼貌。爷爷说:“杨乐很聪明,来了数学所以后没有多久,就发表了文章。什么问题只要我一点,他就明白了。有的人来数学所很久都没有发表一篇文章,而他已经发表了许多文章。”
每次学生们发表文章都要在后面写上感谢爷爷的指导,爷爷每次都希望他们不要写。有一次我听见爷爷对杨乐讲不要写他的名字。等杨乐走了以后,我很理解杨乐的心情,就劝爷爷说:“杨乐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如果只用他的名字,谁会接受他的文章?谁会来注意他的文章?人们会想哪里来的‘毛孩子’,胡言乱语写什么数学文章。但是如果写上感谢爷爷的字样,大家就会想:熊庆来先生的新学生,他有什么新东西?《科学》杂志对熊庆来学生的文章就会刊登,即使不刊登也会问问爷爷的意见。读者看到熊庆来学生的文章,也会加以注意,精心阅读。如果爷爷真心帮助学生,就让他们去做认为对他们好的事。”爷爷听了我的话,也同意我的意见。不过我不清楚,爷爷后来是怎么去处理的。
爷爷在收了新学生后,就全心全意去带学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再加上北京市“复变函数论”讨论会的工作、自己的研究工作,爷爷就没有时间来管我的学习,我们也没有时间来讨论科学或讨论我学习中的问题。
爷爷除了安排学生的研究工作,还关心他们的学习。爷爷要求他们学习法语,还要他们学习一些著名的关于“复变函数论”的文章。有一篇文章爷爷找不到,那时没有复印机,就让他们去想法“影印”。
杨乐在爷爷的指导下,继续发表了几篇文章,爷爷都很欣赏。他对我说:“如果杨乐继续努力,他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华罗庚’。”
果然多年后,杨乐发表了著名的文章,成为中国著名的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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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休 奋斗不止(1)
◎1962年,北京市“复变函数论”讨论会现场
◎爷爷最后的几个学生
历史总是“后来者居上”
爷爷多次和我讲起法国一个有名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科学家如何被大权威埋没,耽误了他的一生,也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位年轻科学家写了一篇数学文章寄给当时一位很有名的数学权威,这位权威什么也没有看懂,就武断地认为这篇文章没有用,丢进了废纸堆里。等这位数学权威死后二十几年,人们才在废纸堆里找到这篇文章。可惜这位年轻人因才志没有得到发挥,心灰意冷,早早过世。我记不清这位年轻人是否就是二进制的发明人。
爷爷时时告诫我们,要重视年轻人,让年轻人有机会发展,必要时甚至让位给年轻人。不要像这位权威一样,耽误了年轻人的前途。历史总是“后来者居上”,如果年轻人不能超过老年人,历史就会后退。
爷爷不仅仅重视年轻人的发展,而且尊重年轻人。当他们比自己能干时,他会不遗余力地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我经常为他送文章给他的学生,他总是恭恭敬敬地写上:“某兄指教,弟迪之。”哪怕是他的一个年轻的学生,他也恭恭敬敬地这样写。爷爷总是告诫我,古人说“礼贤下士”,我们要尊敬有文化的人,哪怕这个人是你的晚辈、你的学生。
记得贵州的一位数学爱好者给爷爷寄来一篇有意思的数学文章,他找到一个数字之间的有趣的规律。虽然这个数学爱好者还不懂用字母a、b、c……来进行归纳总结规律,但是数字之间严谨的结构却是一目了然,十分有趣。
我把这位数学爱好者找到的规律用数学代号表示出来,并整理在下面。
自然数的平方组成的数列,如果用数列的后一项减去前一项,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数列,我们把这样一个过程称为一个数列演变。得到的新数列再进行同样的数列演变,这样两次数列演变后,得到一个以2为常数的数列:
对于自然数的三次方组成的数列,用三次数列演变,得到以6为常数的数列:
对于自然数的四次方组成的数列,用四次数列演变,得到以24为常数的数列:
我们可以继续对自然数的五次方组成的数列,经过五次同样的数列演变,就可以得到一个以5的阶乘为常数的数列。
那么对于自然数的n次方组成的数列,经过n次数列演变,就可以得到一个以n的阶乘为常数的数列。
爷爷把这个贵州数学爱好者写的文章给了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