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云忍无可忍地微笑着,说:“你有完没完?我说了,把眼睛闭上。”
于是袁季知道,这是命令。他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北风不紧不慢地在陋巷里面呼啸着。可是袁季觉得,炉火一路蔓延,不声不响地把他这个人当成了另外一块蜂窝煤。温暖,似曾相识的温暖,就像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行乞的那天黄昏的夕阳,水波荡漾地,让微不足道的小椅子和残缺不全的袁季都漂起来了。这种温暖让袁季不自觉地想起遥远的、童年的时光。他小时候,母亲给他讲故事书的时候,最让他兴奋跟激动的,不是每个故事大同小异的情节,而是母亲不紧不慢的那一句:从前呀。这简单的三个字让他汗毛直竖,全身上下都漾着紧紧的,就要破土而出的快乐。从前呀。从前呀。从前呀。从前呀。从头皮,到大腿下面的残肢。有那么一个瞬间,袁季觉得,自己的手和脚从那四个肉团里面不管不顾地,莽撞地长了出来。老天爷,从前呀。
他大汗淋漓地睁开了眼睛,普云安静地告诉他:“从现在起,你算是真的长大成人了。”
那个夜晚之后,袁季再也没有见过普云。
一晃,又过了一些年。这些年中,普云在龙城销声匿迹,普云巷一如既往的嘈杂和萧条,可是普云寺的香火,倒是越来越旺了。发财的人越来越多,求财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普云寺整日车水马龙,小和尚们也总是忙忙碌碌的。所以,这些年,袁季的收入,一直都还不错。当然,不像大家口口相传的“丐帮帮主”那么传奇般的富,但是,能吃饱穿暖了。
普云寺门口的这几个残疾乞丐变成了这个寺庙的风景。这些年中,不是没有一些四肢健全的乞丐看中普云寺这块总是出入善男信女的风水宝地的,但是,一个四肢健全的乞丐,在这里,总也待不长。不用袁季和他的伙伴们自己动手,普云寺周边的一些小店主就不会给他们好脸色,然后普云寺附近的派出所也总是有大盖帽来请这些健康人离开。也不知道为什么,袁季他们算是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
袁季依然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依然是他的残疾伙伴们的中心。这些年,袁季多少胖了一点,有了肚子。眉宇间渐渐地有股安逸的气息。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激怒他,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大惊小怪。下雨了,他就那么安稳地在雨地里待着,他知道反正天总是会放晴的;有过路的坏孩子往他的衣领里扔苹果核,他照样纹丝不动,当他的伙伴们义愤地咒骂这些丧良心的行为时,袁季会笑笑说,算了,小孩子不懂事。有人往他生锈了的铁盒子里扔钱的时候,他会怡然自得地抬起头,深深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说:“阿弥陀佛。”他渐渐地变成了普云寺在这个纷乱的俗世里的眼睛。庙门口一家新开的素斋馆的老板娘经常给袁季送点吃的过来,因为这个老板娘觉得,没有四肢,肚子鼓鼓的袁季看上去像是个罗汉,或者金刚。袁季心里窃笑着,对,我是变形金刚。
某个深秋的清晨,打扫院子的小和尚推开大门,跟寺庙门口的袁季说:袁季,我们方丈,就是镜通法师,昨天夜里,圆寂了。袁季当时愣了一下,因为他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小和尚说,就是说,镜通法师走了,不在了。我们出家人不说死。我们出家人死了的话,我们就说圆寂了。袁季惊讶地说:“那,不是和我的名字一样吗?”
小和尚摇头,弯下身子,拾起一根木棍在一棵树下面的土地上慢慢地写下了“圆寂”两个字。告诉他,你看,是这两个字,和你的名字音一样,可是不是一样的字。袁季开始颤抖,舌头也开始不听话了:“真不好意思,我,我读书读得太少,我没有文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说。”
是凑巧吗?袁季问自己。袁季,圆寂。一定是碰巧了。镜通法师教了自己那么多的东西,临走的时候,还给他揭开这么个天大的秘密。圆寂。真好,袁季长叹了一声,真好啊。
2008年。鼠年,大年初一。大吉大利。
普云寺在每年的大年初一都热闹得不得了,今年尤甚。因为这个大年初一的普云寺要开法会,为南方雪灾祈福。并且募捐善款给佛祖释迦牟尼重塑金身,功德无量。成捆成捆的高香像年货一样被搬进搬出。庙门口停了很多辆闪闪发光的汽车。也有很多人拖家带口地来进香,男女老幼的脸上都充盈着希冀。当然,挣扎在苦难和困顿中的人,也是有的。他们在佛祖和菩萨面前像个委屈的孩子那样长跪不起,进行着没有外人知道的倾诉。
诵经声响起来了。为了祈求佛祖保佑那些在大雪里挣扎的人们,保佑冰天雪地里的中国南方,保佑所有正在忍耐苦痛的一切生命。
只有袁季旁观着这一切。
快到正午的时候,一辆宝马730停在寺门前。从上面走下来一个裹着银灰色轻软的裘皮大衣的年轻女人。她神色肃穆,身段却是袅袅婷婷。袁季目送着她走进敞开着的朱红色的大门,目送着她给了负责收善款的小和尚一个大大的红包,然后低下头认真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目送着她上了几炷最普通的香,在佛祖面前,深深地,寂寥地磕头。
然后,她走了出来。她停在袁季面前,把一张钞票轻轻地放在袁季的铁盒子里。袁季抬起头,他们在短暂的一秒钟的对视里认出了彼此,也找到了彼此。袁季微笑,他没有像平时一样说“阿弥陀佛”,他说:“过年好。”
“过年好。”女人笑笑,上了车,绝尘而去。
宝马730里面,张普云的眼泪不知不觉间,流了一脸。八年来,这是她第一次回到她爱死了也恨死了的龙城。八年过去了,现在她有了钱,她有了很多的钱。这钱多到会让八年前那个十七岁的,在深夜里跟一个乞丐分食烤红薯的小妓女尖叫。没人知道为了这些钱她都做过什么。现在的她总是毫无节制地一掷千金,可是就算这样她也没法忘记这些年来深藏在心中的所有屈辱和羞耻。不可能。可是现在,她似乎可以释怀了。她觉得她往后可以试着让自己平静地生活下去。因为,因为她又见到了她的老朋友袁季,因为她的老朋友袁季眼睛里盛着满当当的安详,因为她总算是知道了,那个曾经跟她同甘共苦的老朋友,袁季,现在是幸福的。
塞纳河不结冰
那家跟我们合作,负责我们旅行团晚餐的中国馆子,名叫“天外天”。是间川菜馆子,其中也有几个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属于云南风味。离大名鼎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仅有几步之遥。两三天的旅程通常是这么安排的:圣母院,先贤祠,卢浮宫,塞纳河游船;然后是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再然后,蒙玛特,还有圣心教堂。至于观光红磨坊与否要视情况而定。最后的一天,当然是把全团的人都拉到九区来购物,看到“老佛爷”的招牌的时候,车里面一片欢呼声此起彼伏,就像是看见了一个失散很久的朋友。
当他们满载而归,心满意足地坐在“天外天”里面的时候,我通常情况下会长长地舒一口气。因为我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他们会上路继续往北或者往南,在每一个他们到达的国家都会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导游在等着他们。
老板和我点一下头,非常有默契地,吩咐伙计们照着规定的团餐上菜。店里面因着我们的到来而喧闹起来的人气或多或少让小伙计们兴奋了起来。狭窄的餐桌下面,座椅旁边,以及一切能够用来放东西的地方都堆上了“Gucci”,“CD”;“Prada”,“Chanel”,“LV”……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角落里面有几个年轻的男女,看上去像是两对,年纪大概都不会超过二十五岁。他们也是来这里吃饭的,似乎对我们这群人突如其来的喧闹有一点不满,以一种冷冷的审视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其中一个女孩子胸无城府地大声说:“喂,这些人,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国内的那些腐败分子?” 她的三个同伴一边大笑一边制止她:“小声一点大小姐,这群人可不是洋人,听得懂你说什么。”
我看得出来,他们是留学生。我也看得出来,他们暂时还是快乐的。我对那个出言不逊的女孩子微笑了一下。然后继续张罗着整个团的人坐定:这边的两张桌子最好拼一下,那边的几个“Gucci”的袋子是谁的赶快拿走,团里唯一的一个小孩子弄翻了茶杯,老板洗手间在哪里……当这一切都解决了以后,我不动声色地选择了一张离那几个年轻的孩子最近的桌子坐下。我喜欢他们,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这是我的习惯,我是说,每一次,当我带着一个团的人走进一家中餐馆,我都会习惯性地寻找有没有留学生。若是有的话,就想办法坐得离他们近一点。
因为他们的谈话总是令我想起我自己曾经的生活。我曾经也和他们一样,在巴黎做留学生。利用周末的晚上跟朋友们一起出来打牙祭。一边喝啤酒一边吹牛。那似乎是当时沉闷的生活里最大的快乐。现在,那种曾经让我厌烦厌恶以及厌倦的留学生的生活竟也变成了我非常愿意回忆甚至是怀念的东西。我想,这是因为我已经老了。
没错,我还差一个星期满二十六岁,我已经老了。我是十九岁那年出国的,念了几年书,然后做导游,已经整整七年了。在留学生的圈子里,盛行一个说法,就是说在国外的人,过一年,老三岁。那么我呢,七年了,三七二十一,这下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算出我的实际年龄。
我身后坐着的那两对男女似乎都还没有老。不过很难说,年轻,鲜艳,或者说时尚的外表下面,那颗心的年龄究竟是怎样的,没有人知道。我听着那两个女孩子唧唧喳喳地讨论香水——巴黎的确是这方面的圣地,那两个男孩子交流着在油价飞涨的今天养车的困难。在留学生中,他们应该算是环境比较好的。能看得出,他们身上还没有沾染太多因为困顿所以委靡的气息。
他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绕到了一些认识的人身上。正好是在水煮鱼这道菜上来的时候,身后的一个男孩子说:“听说了吗?有个中国女孩子跳了塞纳河。”刚刚那个说话莽撞的小姑娘说:“嗯。是不是那个在18区一间爱尔兰酒吧当侍应的?我有个朋友的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