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问我想不想留在美国吧?”
他沉默了。我为什么要留在美国?他不知道。何况他提出了分手。为了缓和僵局,我说:“我现在累了。”
第二天是周日,翻身睁开双眼,如此宁静,听到了睫毛划过空气的声音。阳光是稀薄的乳色,水性,隔音,溶了四面白墙的反光,多少有些冷。我的新公寓租在半山腰,当时来看房子,正好有只翠羽的孔雀阔步走过,侧头望我一眼,仿佛老相识,又骄傲到不屑招呼。孔雀走过,树上几片雪色梨花无声飘落,在这春暮。公寓价格不菲,还得开大半里弯曲山路,繁复而累人,我还是搬了进来。如果是在中国,周日最热闹吧?人声车声,红红黄黄,光影耀人。
睡到不能再睡,终于起身。我原想静坐家中,但家徒四壁简直就像坟墓,与草原不同,那里也静,却天地无边,充满可能性,人只需超然观望,不需行动。我收拾完行李,最后把行李包折叠起来放入壁橱的最高层,一次旅行便销声匿迹,连带的,旅行的起因也消失了。我在客厅里来来往往,终于看到了留言器上的红字,我抿抿嘴唇,按了键钮,归零。零是个美好的数字。
冰箱里有昨天顺路购买的菜食,精心准备了午餐,体会到睡好吃好是崇高的境界,精神上的渴求乃庸人自扰。午后希望轻微运动,我选择了图书馆,这次要去多看些时尚饮食的杂志,那些图片与广告淹没了文字的杂志,花花世界的宣言,我要像白衣女人观望草原的天与地那样,观望这花花世界。
图书馆是个有趣的地方,热闹,因为人多,又安静,都不敢大声说话。乔治喜欢逛图书馆,喜欢带着我逛,更喜欢压低嗓子跟我介绍美国文化,尤其那些基本而易被外国人忽视的。在这里,乔治告诉我,苏斯博士系列画图书籍是他儿时最爱,如我有空也可借来一看。他像培育儿童一样培育着我,等待二十多岁的我,在美国扎根成长,从他的儿童时代开始吸取养料,最后与他枝叶交错,水乳交融。那时我的美国文化智商与社会智商的确等同于儿童,也乐意他耐心解说。后来我兴起,想跟乔治讲《西游记》。他很有礼貌地倾听,一听我说《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便轻轻皱眉,他无法理解我为何眉飞色舞地解说一个庞大而遥远的故事。我说我的童年因此得到很多快乐,他痛苦地问我为什么一本儿童读物会充满凶杀暴力鬼怪精灵。我翻遍图书馆藏书,试图找一本浅显的《西游记》画图版本,总也找不到,原因很简单,我是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我的四肢从此再也安排不好,站在平地上会感到土地高低,相当剧烈的不平,努力维持平衡,却发现身子将被撕裂。
我推开铜版纸杂志,猛地站起身来。土地毕竟是平的。
我查出中国书籍集中区域,仅仅出于好奇,走了过去。书籍夹峙的过道里空无一人。我歪着脑袋阅读书籍名目,《剑桥中国史》,《寻找现代中国》,《国家地理之中国旅游》,《野天鹅:中国的三个女儿》,《毛:一生》,《生就红色:文革纪年史》,等等,摆了几栏,在此小小社区图书馆也属不易。内容丰繁却挤在一起,加上我很不舒服地歪过脑袋读横写的标题,很快就感头晕。抬起头来,眼前一黑,形体再度显像时,她站在昏暗处,还是那一袭流畅的白衣。
她并不招呼我,只是静静地笑。我莫名地不快,后来想想可能觉得隐私被侵犯吧?虽然也真谈不上隐私。这一次,这是我的地盘,她是个旅游的人。我有权质问她:“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整理图书。”她还真的回身抚摸了书。
我并不买账,我不满地指出:“这里都是英文书。”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似乎很了解她。我确定她不懂英文,但我没想想她为何身在美国。
她并不恼,轻轻回答:“我知道。”
她知道什么?知道英文,还是她不必懂英文,也懂得这些有关中国的书?但我没有追问,愣手愣脚地对立着。终于想到了问题的关键,我问:“你不是要留在草原,一无所有吗?”
她微笑着说:“这里也一无所有啊。”
不远的身后,一二个儿童正要哭闹,才起头,便听到成人连哄带骗,夹着儿童走远,许是走出图书馆吧?一出门,那哭声便会一泻千里,再远,我们都能隐隐听到。虽可旁观,这是花花世界,并非一无所有。我反击道:“这里很拥挤很热闹。”
“这里一无所有。”
她竟坚持,我倒很吃惊,不禁很美国式地脱口而出:“What?!”
“在我看来,这里跟草原差不多。”
当初的我,还有更多学子,都是冲这花花世界来的——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尽管很多人海归,那是发现国内也有花花的地方,可以更花哨地嬉游。她的否定便是对我过去一切努力的否定,还如此轻描淡写!我情绪激动,无法理解,只能重复:“What?!”
“除了你和我,其他都是虚的。”
我已经开始怀疑白衣女人是幻象,而她在指称其余皆虚假,我一气更失去了逻辑,只能大声质问:“What?!”
“Are you Okay?”一名图书馆管理人员在书道一端探头探脑,审视着我。
我的头很痛,但我说:“没事,我很好,没事。”这是很美国的回答。乔治与我四处找心理医生,参加灵修班时,总是手挽手,甜心蜜糖地叫着,时不时还得亲一下。
他不相信。但他等了一会儿,缩了脑袋,消失了。这是个充满隐私的国度,他也不能多问。沉默像地下渗水,浸渍了我的脚趾。白衣女人也消失了。
我的头很痛。
我的头一直很痛。
难以形容的痛。
第二天就上班,因为两个星期积压的工作真够应付,忙忙碌碌,倒忘了些疼痛,但工作恢复正常之后,头痛咬得我全身发痒。
我情绪不稳,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海伦娜起初坚持不懈地跟我通信,只要我一上网,她立刻捕捉到我,发来有力的短信:“好吗?”“好吗?”“好吗?”我起初总回说:“不错。”“不错。”“不错。”她并不相信我,继续问工作问饮食问娱乐问流行服装的颜色问美国政坛的动荡最后归到男人,归到乔治。我终于无法忍受,要求她只说她自己的事情,生意家庭玩乐,我说我觉得她有些陌生了,如果她多说点她自己的事更好。她那头沉默了很久,终于回信:“我也觉得你陌生了。你很遥远。地理上,心理上。”正好头痛猛然紧箍我的大脑,我回信道:“让我静一下吧!”我为什么要打个惊叹号,而不是省略号,我至今也不清楚。可能痛得差点喊出来吧,但海伦娜并不知道。她再也没跟我通信。她已仁至义尽,而我不可救药。
我既不可救药,这世界的崩溃于我何干?我终于在公司里跟小陆大吵一架。公司只有少数几个华人,却都聚在远东业务部。华人关系比华人与白人同事的关系更复杂,因为直接利益针锋相对,再别说华人原本就多心眼。我平时就不满小陆的懒惰与无能,这一次她跟同事嘀咕,先谈了很多亚洲时尚潮流——那一向是她们谈话的中心,然后就把她做不了又应该做的业务推诿干净,一般而言,她的推诿总由我来承担。她们果真提到我的名字,在开放式的办公室里,我在办公桌前愤然起身,大声质问:“小陆你能不能像个成人负点责任?”
小陆当场就哭了。她说我有歧视,说我对她人身攻击。她是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一心想支持台湾独立;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大陆人,从小到大一直背诵有关统一台湾的政治课题。她因此断定我对她从来都是深刻的敌意,要我道歉。她哭得那么伤心,顿时就理壮三分,我心里也发麻。但我情绪真的不好,寸步不让,把她骂得狗血喷头。其实也不是骂,句句实情,更像教育。我说你别太幼稚了,这是美国,你在台湾天天要暴动要独立关我屁事,有本事你就做好了,又何必跑到民主的美国一天到晚把应该自己做的推给别人做?还要推给你所谓的敌人做?这说是幼稚还算客气!小陆哭着跑出了办公室。
说是小陆直接找了公司副总哭诉,副总一个电话,要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