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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部分(第1页)

,你怎么还是穿上了?”

“穿上怕什么,下面只烂了一个小眼儿,缝缝洗洗,一点都不耽误穿。”

“你知道这是什么人穿过的,要是染上了性病怎么办?”

还是妻子自己把裤衩脱下来了,扔在一边,说:“你仔细看看,我染上性病了吗?”

他把妻子的两腿分开看了看,妻子下面干干净净,好像没有什么性病的迹象。他把“家”进去了,似乎还有意见没表达完,说:“怕染上性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你这么做,对我的尊严是一个伤害。我在省会当记者,让老婆在垃圾堆里拣裤衩穿,别人知道了怎么看,显得你丈夫多没本事,多没面子!”

“我在里面穿,除了你能看见,谁能看得见!”

“我看见也不行,我一看见就堵心。怎么,咱连件裤衩都买不起了?下次回来,我要给你买一打裤衩,让你三年都穿不完。”说着把妻子的两只毛眼各亲了一下,下面也进得彻底些。

妻子把“家”门关紧密,再关紧密,说:“等你给我买回裤衩,我就不去拣矸石了,上街卖裤衩去。”

“我操,你真是我的勤俭持家的好老婆呀!”

亲热完毕,他让妻子给他找旧衣服旧被子时,才把准备去小煤窑卧底的事对妻子说了。他没说卧底,说成化装私访。

私访的事,妻子似乎从戏台上和电视剧里看见过,她说:“私访的不都是当官的嘛,你一个记者私访什么!”

“这个你就不懂了,当记者才更要私访。过去只有当官的,没有当记者的,私访的事只能由当官的承当。现在有了记者,私访的事就主要由记者去做。当记者的比一般当官的地位还要高一些,你知道吧?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这个我跟你说你也不懂。”

妻子对小煤窑的情况多少知道一些,小煤窑多是险恶之地,她有一个姨表弟就是在小煤窑里砸死的。她有些担心地问:“你去小煤窑私访,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他说不会的,下去私访的记者很多,没听说哪个记者出过大的危险。他给妻子举了两个例子。一个记者,为了了解乞丐的生活,自己装成乞丐,混到丐帮里去了。他蓬头垢面,跟乞丐一块儿讨钱讨饭,一块儿住阴沟,了解到丐帮的不少规矩和内幕。他装得很像,得到了乞丐们的信任,差点当上了丐帮的帮主。他出来后,把自己的亲历亲闻写成了报道,一下子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一个记者,听说有一个砖瓦厂以招工的名义把民工骗到厂里后,就不许民工出去了,强迫民工进行超时间超体力的劳动。厂里豢养了一批打手,他们动不动就对民工拳打脚踢,不但不给民工发工资,有时还不给民工饭吃。记者化装成民工到厂里私访,了解到的情况比听说的还要严重许多。记者本人除了累死累活地干活,也被打手打过,骂过,受到很多非人的折磨。后来记者逃了出来,把私访到的情况报告给当地的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马上组织警力包围了那个砖瓦厂,才把里面的民工解救出来,并把黑心的厂长抓获。记者把私访的全部过程不仅写成了通讯报道,还写成了长篇纪实文学。那个记者因此受到上级宣传部门的表彰,成为全国新闻战线当年度百佳记者之一。周水明没有对妻子说司站长对他的工作不甚满意,没有说他下去私访是迫不得已,为了得到司站长的信任。他肚子里还有好多话,都没跟妻子说到。比如说只有在记者站干稳了,才能多挣一些钱,才能买商品房,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才能有保证。不然的话,他家的经济状况一辈子都很难有大的改善。他跟妻子唱的是高调,把自己此次行动的目的说得很堂皇,很高尚,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夸耀。他把什么喉舌、天职、拯救、义不容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等大的词句都用上了,把妻子说得愣怔着。他跟司站长说的是计划下去七天,跟妻子说的却是十天,他说:“十天之后,我若是不回来,你也不要着急,但你可以到记者站找司站长问一下情况,必要时让他到公安机关报一下案。”

妻子说:“你越说我越害怕,咱不去小煤窑私访不行吗?”

“我一定要去!”他的表情和口气像是有些悲壮了。

“你去看看就行了,能不下窑就别下窑。”

“开玩笑,不下窑怎么能知道窑下的黑暗!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会随机应变的。”

他的那些旧衣服旧鞋和旧被子亏得妻子没舍得扔掉,从床下的旧木箱里一翻就翻出来了。他换上旧衣服,把头发揉乱,对着镜子照了一下,着实吓了他一跳。他似乎看到那个高考落榜后曾四处流浪的落魄青年又回来了。他曾以为那个倒霉蛋已离他远去,再也不会回来,谁知道呢,眨眼工夫,那小子又立在他面前。那身发着霉味的衣服,好像也在以皱皱巴巴的表情笑话他说:“你不是已经混出人样了吗,不是把我们抛弃了吗,为何又回到我们的怀抱,你这是玩的哪一套?” 周水明苦笑了一下,体会到人的一张皮原来这么重要。她穿上那身皮,就是一个体面的记者;换上这身皮呢,就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

别看妻子自己愿意从垃圾堆拣裤衩穿,却不愿看到丈夫穿旧衣服,她说难看死了,让丈夫把衣服脱下来洗一洗再穿。

周水明说不能洗,一洗就没有现在的味道和效果了。

周水明把冷眼装在脑子里,是以十分清醒的状态被骗工的骗子骗走的。他原以为遇到骗子不是很容易,准备花一天或两天时间把自己送到骗子手里。不料骗子遍地,刚走一个,又来一个,他只用了半下午时间,就与他预先设定的骗子遭遇了。

他选择的地方是一个长途汽车站,全省各市县的汽车都往这里开,有人下车,有人上车,这里是来往旅客的一个集散地。加上汽车站对面不远就是全国有名的枢纽性火车站,更使两站之间的广场形成了人的洪流和若干个人的漩涡。不少人拉着箱子,背着挎包。在匆匆行走。不少人边走边对着手机说话。一个包工头模样的人对着手机大声骂人,嚷着他一定要报仇。不少人在散发小广告。不少人手拿写着所谓国营旅馆的硬纸牌在招徕顾客。不少涂着红嘴蓝眼的“野鸡”在悄悄拉人的衣角,问人要不要找个地方快乐一下。当然也有不少带着以塑料编织袋子为包装的粗笨行李的民工,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眼巴巴地等着用工的人把他们领走。记者站设在省政府附近的一个省属行政机关,离这里并不是很远,但他觉得这里和那里判若两个世界,他到了这里如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有些兴奋,意识到他的体验已经开始,可以进入采访状态。如果是往常,他会掏出自己的小采访本儿,把看到的情景记上几笔。他参加过矿务局矿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学习班,受过一些采访方面的基本训练,其中一项训练要求就是勤动笔。谚语是,好记性比不过烂笔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了,一摸里面是空的,没有采访本儿,也没有笔。他的动作是习惯性的,下意识的。他的采访本儿和笔放进一个小手包里去了,还有手机、记者证、钱包儿、真的身份证等,都放进了小手包里。他把小手包上了小锁,外面还裹上了黑色塑料带,压在铺盖卷儿的最下面。小手包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不能露出来,露出一样就有可能暴露他的身份。他看过一个资料,一个国民党的司令官,战败后化装逃跑了,他本来已逃出层层包围圈,因解完大手用白纸擦了屁股,还是被人认了出来。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接受那个司令官的教训,处处小心,步步谨慎,不能把记者的身份露出蛛丝马迹,只能以民工的身份和面目示人。他也不能待在太显眼的地方,要是碰见井庆平那样的熟人就麻烦了,他现在这身打扮,恐怕得解释一会儿才能解释清楚。他站在汽车站出口处一家小吃店的墙角,低着眉,耷着眼,垂着头,丧着气,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等着别人来钓他。不,等着别人来上钩。

一个人走近他,问他愿不愿意去建筑工地打工。他说对不起,不去。那人狐疑地打量他一下,走了。怎么,自己有什么破绽吗?他低头看看脚和腿,没看出什么破绽。他突然想起来了,自己不能随便说对不起,这里不需要说什么礼貌用语,你把礼貌用语用多了,只会引起别人对你的怀疑。又有一个人跟他说话时,他就不说对不起了。这个人问他愿不愿意搞装卸。他问装卸什么。这个人说到河滩里装沙子,再跟车到工地把沙子卸下来。他这次没有马上拒绝,问一个月多少钱。这个人说工资是计件的,装卸一车沙子十块钱。他说十块钱太少了。这人说,不少了,一车十块,一天装卸四车就四十块,一个月下来就是一千多块。周水明既定的目标是去小煤窑卧底,坚持说工资太少了,不去。他像中了魔一样,一心要去小煤窑卧底。结果一个女人盯上他了,妇女一手提个小包儿,一手抓着手机,像是漫不经心地走到他身边,叫他“这个兄弟”,问他:“是不是出来找活儿干的?”

周水明说是的。

“你想干什么活儿?”

“你那里有什么活儿?” 周水明对这个女人的活儿不抱什么希望,煤窑都是男人的世界,跟女人不怎么搭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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