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吴玉兰抬起头,不知“我们”是指陈营长和她,还是陈营长和别人要去办公事。
“我们两个。”
“去干啥子?”吴玉兰惊疑。
“去找医院检查,如果没问题就把它保住,有问题就在那儿做了。泸州熟人太多,不方便。”
吴玉兰觉得他在说梦话,两人一道去重庆,啥子理由和借口?人们会咋个说!
更何况,没完备的手续和证明(可能还要结婚证),去医院作妇科检查或堕胎,别说是人地两生疏的重庆,连附近有关系的地方都万不可去撞的。
凭着年青女性本能的警觉,她早已从不少传闻中,知道了天下妇产科的厉害:把守着法律和道德大门的白衣女神们,对偷食禁果的同性给予严惩,是她们的天职。
妄图蒙混过关者一旦被她们察觉,她们不仅会让违法者依旧挺着大肚子、蹒跚着滚出医院来,而且要通过行政组织和政府舆论,将堕落者一查到底、搞个水落石出永世不得翻身。还有部分倒霉鬼,可能是被耽误等原因,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医院里。去医院无异是自投罗网、自取灭亡。
经历了几年“大革命”洗礼的她,早已看到了政府舆论的厉害:
有的人,有了劣迹,只要不被舆论光顾,就什么事也没有,在世上依旧冠冕堂皇;而有的人,哪怕就丁点小事,甚至没有的事,只要被造一下舆论,转眼就身败名裂了!因此,哪怕厚脸把孩子公然生下来,也比去医院当政府的新闻人物强。
再就是,哪来那么多钱跑重庆?上头暗中给当官的发的那点钱,哪够这种大开销?
“不去!” 吴玉兰坚定地说。
“去泸州?”
“哪儿也不去。”
陈营长按捏着自己的双手,思索着在屋中走了几个来回,最后两手叉腰,停下来同意道:“好,您想好了就行。”他看了看吴玉兰已明显变大的腰肚,宽慰地说,“问题可能不大,不能再吃药了。”
他知道,有的人家孩子多了,不想再要,国家又在提倡“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没特殊情况不许堕胎,自己吃药打胎没成功,孩子生下来,好象也没啥子毛病。至于养私生子的问题,他更不在乎,已风风雨雨地撞到今天了,还有啥子可怕的?子孙多是福!
他只期盼着能早日打回县里去,与老婆把婚离掉,然后立即和吴玉兰结婚。他不信这个娃儿会永远搞不上户口!
他认为,搞了几年*,得了这个电影演员般漂亮的黄花闺女,就算不当官也值得了。没想到能搞到个秀色可餐的“妙龄女郎”,一定要气死自己的老婆,他想。
出医疗室后,他豪迈地深呼了一口气。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陈营长正在团部开会。瘦猴子大嗓门的团政委,在上面拿着笔记本,对全团的营、连级干部和政工人员,精神抖擞地传达“成立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活动”的中央文件精神。
他惯例地十分亢奋,很有心得地强调:任何符合条件的人都必须参加挖防空洞,拖延、拒绝、阻扰或破坏挖防空洞的行为,一律以里通外国和叛国罪论处。继续坚持武斗再不上缴武器的,无论哪一派,也按这一破坏国防罪处理。
两派都彻底上缴武器,当然对本县武装劣势但人气优势的红派有利,大家就可以安全地拥回去,和联派平等地大联合,瓜分*胜利成果,掌权的掌权,当官的当官,甚至有机会就利用人多势众、清他狗日联派的阶级队伍,搞他杂种的“斗、批、改”了。因此,政委在台上兴奋得两眼放光。
大家当然愿意跟他回去,在家乡小城里领导全县人民挖防空洞,准备打美帝苏修、参加“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的世界革命斗争去,可惜他带不回去。
这两年,各种有关禁止武斗的中央文件太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多半如清泉流进了泥沙,不被漏光也被搅浑了,瘦猴子想带大家回去挖防空洞,简直是做梦。在这儿掏两个没用的洞洞应付么,那肯定是发了疯。其它则没什么正经玩艺儿好挖的,战壕早就挖好了,因此,不少与会者听得没精打采,还有人低声聊天。
也有人冷静地预感到:这次与往常不一样,不是只将武斗定为*,而是牢挂上了叛国罪,可能回家真有希望了,便急切地和邻座小声展开了研讨。
团部的一个男卫生员,突然推门进来,不顾团政委正将重要内容嚷嚷得激昂,飞速地指了一下陈营长,回手往外一挥:“快!”又跑了。
陈营长疑惑而恼怒地站起来,慢慢往外走。有人研究地看着他,有人站起身探望窗外。政委闭了嘴,不耐烦地等着他,希望他快点滚出去。
失去了知觉的吴玉兰,已连担架一块儿,被抬上了一辆有蓬的解放牌汽车,担架已用小凳垫得使她头低脚高。她略侧着头,静静地仰躺在担架上,肤色雪白,头发早被汗水湿透,睡着了似的闭着眼,等待着被送往附近的地方医院去。因团里没妇科医生和相应的必须设施(没法输血和清宫),已有人找司机去了。
她穿的是那套宽松的带补丁旧军衣,白短袜,裤子和鞋袜上浸了好多血,黑色的北京布鞋被脱下放在一旁,染了鲜血的白袜很触目。
车厢上,一个女卫生员举着输液的吊瓶,发愁地看着吴玉兰。汪秀梅蹲在担架旁,监测着吴玉兰手腕上的脉搏,用自己的手绢抚擦着吴玉兰的白额头。她寻思:老天爷太乱七八糟。
中年女大夫杨医生,蹲在担架另一侧。她原是解放军军医,多年前随丈夫转业到本县,丈夫当县农业局书记,她在县医院当医生。六二年丈夫因刹“单干风”不得力下了台,她还是医生。*中“十六条”下达,老造反派得到了彻底*,运动深入发展,丈夫想乘机翻案,写上访信、贴大字报,“二月镇反”便当了反革命,被又打又捆地进了牢房。她作为“反革命同伙”,因拒绝交代和检举揭发,被单位关押并游了街,幸好后来平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