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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直到前天星期六,她才得了个喜讯“下周可以来了!”

今天刚星期一,而且早上刚八点,她就迈进了大门。

母亲躬着腰,小心地提着一个土气得要命的蜡染白花蓝布包,喘喘地爬着五十多级台阶。几个坐在院坝边石栏上的看守,边聊天边斜眼看着往上爬来的她。他们觉得这个爱跑的老太婆实在难缠,竟然这么早就来了。

母亲爬完石阶,看守们看出小布袋里不过是十来个鸡蛋,可细脖子上的苍老麻脸上,却郑重得好象捧来了天鹅蛋。

按说现在不是探监时间,但当官的不在'还没起床',又是已辛苦跑了约一个月的、快六十岁的老太婆了,大家迟疑地交换着目光,一个青壮年看守毅然进办公室拿出了一大串钥匙,嘘着口哨向院子深处走去。母亲想跟上他,一支“三八”枪把她拦住,指示她到檐坎上的大堂屋里去等着,那儿靠墙摆着两根长凳,是供看守们休息兼给犯人家属来探监用的。

黄成出来了,母亲没想到儿子是这样的苍白,真成了个坐大牢的样子。她脱口而出:“这么瘦!”想摸摸孩子的脸。

黄成赶尽岔开话头:“可能都要出来了,你来干啥?”从刚上初中起,他就再不愿母亲把他当成孩子。

母子二人竟然无话可说。终于见到久别了半年多的儿子,且周身完好,母亲悲凉中有了一丝满足。大难中见到母亲,黄成胸中意外地涌起一股温暖的安全感,但对这种久违的孩提情绪他感到颇尴尬,便努力地将它扼杀在心底,做出神情呆滞的样子。

看守们在一旁边聊天边冷眼监视着母子俩,一个看守对母子二人的冷场不耐烦了:“有啥子话就快点说,没事就回去了。”

母亲忙对儿子说;“不晓得你缺啥子,没敢随便带东西来。你看你要些啥子,我马上回去给你拿。这是生鸡蛋,每早晨生的打来喝是补人的。”

黄成哭笑不得:生鸡蛋!他压住怒火,简短地说:“买三斤馒头,带一套衣裳来。”

“有洗的没有嘛,我带回去。”

“没得,我就这一身。”

“咋个衣服都不多带一件来哟,没让你带?”

“给你说就这一身,扯那些干啥!”

“那我一会儿就给你拿来。”

“别来了!”有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大肚汉侧目吼她,“一礼拜只准来一趟,下午五点来,早了晚了都不行。”他吼完了,又不满地嘟囔:“今天就够便宜你了。”

母亲转向大个子,仰头卑怯地笑:“我这是头一回不懂就算了嘛。等会儿我不来,下午五点钟来就是。”

没人理采她,她凝结着卑恭的笑等待着,过了好一会儿也没得着答复。她失望地低下头,仍笑着,看着大个子那踱来踱去的脚步,颓然地出了神。

一位三十几岁的看守见她愁苦地发了呆,发了慈悲;“你明天来吧,下午五点。”

“要得。”母亲连忙接话,“那我明天一定等下午五点钟才来。”她大声说,观察着大个子没表异议的脸色,暗地里高兴地舒了口气。

临走时,母亲终于鼓起勇气开导儿子:“脾气改得了哟,人家的事不要捡些来背起。‘泥菩萨过河’,火炭都落到脚背上了,该改的就要改。”

“我晓得!你走吧。”儿子又烦了。

腆肚大汉停下了得意的来回闲踱,睥睨着黄成:“晓得?晓得会有今天?你妈管不了你,只有青冈棒儿才管得了你。不听老人言,你等着吧。”

连儿子也不把她放在眼里的穷困卑微的母亲,居然得到了一次强大势力的意外支持,她感激地想说点讨好大个子的话,但不知该说什么。

确实没人把母亲放在眼里,连地富反坏右和没被解放的当权派,似乎也比她有社会价值些。那些人至少还可以当当阶级斗争的对象,做做反面教员,作作干奴隶活的牛马。而她这样的人,贫民中的最下层,完全是社会上的多余者,从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只是为了生存在社会上艰难而悄悄地生存着。

母亲小时患过天花,脸上留下了些麻点,三十多岁了,才嫁了个躲日本人跑到四川来的下江人。听说那下江人在重庆被日本飞机炸飞了随身带的金条和右手臂,成了乞丐后,才讨饭到这日本飞机瞧不上的小城来的。他差点病冻死在她父母开的茶馆附近,她父母将他收留,给他治病,积了个德,也捡了个上门女婿。

老两口高兴地抱玩了一年多的胖外孙,便相继放心地伸腿去了。不料独左臂人难于提壶抹桌,老人多年租房开的小茶馆随即关门,孩子也在那时染疾短了命。其时正值全国欢庆抗战胜利,下江人突然失踪,想必是回浙江又当他的小老板去了,甩下了丑老婆和丑老婆肚中的黄成,据说他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又有了儿子。

命中注定是专来世上受用不幸的女人,将铺面房退租,并学打草鞋,用泡咸菜下稀饭或苞谷糊糊的办法,没让小宝贝尝过饿肚子的滋味。有时稍有点余钱,她还用肉票去肉铺里买堆骨头回来,费劲地将它们砍破,熬点骨油汤,每顿一点点,尽量让心肝宝贝不断荤。

儿子一年年地长大,她又痛苦又骄傲。黄成从十二岁起就不愿同她一块在街上走,近几年更成了一家之主,命令她这样那样,常为芝麻大的事火冒三丈。但儿子身高力壮、漂亮,念书不费劲,象他爹,读起砖头厚的书来象喝凉水似的。

儿子出去大串联,上外县打仗,她自豪,也为草鞋机木架子上减了大半油盐柴米的压力而轻松了许多。一个不及一把椅子复杂的草鞋机'它也配叫“机”?',要养活两张大嘴,确实也太为难它了。只是儿子下乡当农民去了这事,至今她一想起就心悸:自己千辛万苦养大的孩子,还念了十多年书,不仅没考成大学当上国家干部'那就是官了',反猛地一下成了农民,自己老了靠谁养活去?

说来无人相信,尽管从小就怕孩子们喊“麻子”,但黄成从不觉得母亲难看,只是上中学后,才慢慢觉得母亲有点土气和不太整洁。母亲头上常有灰尘草末,手工自缝的“向右看齐”大衫宽大过膝,不仅春夏秋冬适用,还巴上补巴………据她说这样更暖和结实。她常年躬身在心爱的草鞋机上,和那被她磨得发亮的简单木架子溶为一体,手指灵巧快速地舞弄着谷草或竹麻,搞得草屑飞扬。她最令黄成讨厌的是什么都不懂还管得宽,婆婆妈妈地好象黄成永远是个小孩。

黄成常仇恨般地气愤母亲的愚昧。

上小学时,学校里最风光的小家伙就是他………人人瞩目全校皆知的“九根毛”,因他那光溜溜的圆脑袋上,头顶正中留着一撮冲天的黑发。那撮黑发实在太响亮醒目,在它的庇佑下,每当黄成受同学欺负时,都不必反抗了,因为输了是输,暂时赢了最终也会输,看热闹的观众决不会容忍他这个“怪头”占上风,爱美的女同学们也只会为*丑类的英雄喝采,最后的一幕,总是以他让人揪住“九根毛”,流泪负痛转上几圈或走上好远而告终。

女教师们,尤其是年轻的,见了他也常蹙眉,做出头晕的样子。有的甚至扬言要:“连脑壳一块给你剪掉!”说时还对他伸来两个叉开的手指,弄得他连课间上厕所也要先看看路上有没有她们。有天早晨,班主任似乎是破天荒地穿了条花裙子,光*人地走进教室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黄成撵回家,要他回去“放假”一天,甚至叫同学们把他位于最后一排的桌凳也搬走了,因为那天县文教局的人要来听课。黄成伤心透了,其实,他还觉得班主任在全校女老师中,是最漂亮的。

母亲以上帝般的大智慧向他宣告:他与其他孩子不一样,长大了要当校长那么大的官,头发剪了不仅当不成官,还长不大。

他抗议,说他不长大,长大了也不当校长,要当解放军,用机关枪把学校的女老师们“嘟嘟嘟”地全打死。母亲说那可不行。不行?不行就当军长!母亲惊喜地同意了。不料他立即又要当校长,要把女老师们通通开除!母亲觉得不妥,说开除不了,只能叫她们改,他却执意要从严,并大发脾气,向母亲大喊大叫,跺脚。

快十岁时,学校来了个年轻的女老师,并当上了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不久,学校搞大扫除,辅导员和黄成他们这个班的同学们一块拔草。她边拔草边和黄成聊天,夸黄成拔得好,使黄成干得满头大汗。大扫除结束现场总结时,辅导员把黄成表扬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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