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32部分（第2页）

最后一次胡兰成逃亡途中经过上海，那是残冬天气，两人再没有了同在阳台看晚霞的兴致。胡在张爱玲那里住了一晚，两人变得再没有了往日的激情，小别新婚只是纸上的。胡兰成为了调剂气氛，他开玩笑式地打了她的手背一下，这个时候的张爱玲不由骇怒道“啊！”，这一声“啊”，彼此已成路人，那一晚，他们各自别寝，我想可能都会辗转反侧，但不会有异床同梦的感觉了。

第二天天未甫明，胡兰成来到张爱玲的房间，俯下身子亲吻她，张爱玲从被子里伸出手臂，抱住他，忽然间泪流满面，喊了一声“兰成”。为了告别的拥抱，这拥抱焚毁了所有的爱，只是一个仪式，在这残冬寒夜。

两个人都变了，变得彼此陌生。什么是情爱？情爱是两人之间距离的改变，肉体不一定是情爱，情爱之中的两个人肉体也许离得很远，但心灵相契；没有情爱的肉体之欢，虽然身体纠结在一起，其实距离犹如云泥之远。

我知道在胡兰成这里是没爱的概念，只有自己的有“爱”必做的生存方式。他的这种行为必然与人们的爱的伦理背道而驰，在人们的观念里，一个男人应该把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的肉体看成惟一的肉体，为她负责。但胡兰成这里，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只是无数女人的一个，他在无数女人中间的性漂泊成了对人们伦理的颠覆。

张爱玲无辜吗？爱，不问代价，那是义气，代价总是在潇洒之后说的，她不问民族大义，但这个民族也对她不薄。张爱玲在情爱上是十分懵懂的，她不懂胡兰成的性漂泊的荡子情怀。胡兰成对她说了好些谎话，她信以为真。张爱玲的身体和灵魂受伤的过程，枯萎的过程，是她觉醒的过程。

在十几年前张爱玲在美国孤独去世，尸体冰冷，几日后被管理公寓的人发现。闻此消息，笔者曾写了一首诗，中间有这样的句子，以此作结：

她走了

张爱玲

像一盏古国泊荡在外的

孤灯

以寂寞为油脂

那文字便是她的火种

点一次

她的身子就枯一些

她的生命就亮些

她默默地在北美的

风雪小楼中

与故国的文学史对抗

她知道

那上面的文字没有她是

悲凉

有她是苍凉

义士墓（1）

平原的人死掉，向来注重厚葬，生前窝窝囊囊，却对死后的埋葬十分注重。人在世间踉跄了那么多年，苍老了，疲惫了，就找一处安歇的处所，棺木是最后沉睡的寝地，有时还要请石匠做一方石碑。但是，我的父亲死掉，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父亲怕火葬，于是就在夜间偷偷地埋掉，只是堆上一抔土，作为清明或除夕烧纸钱、后人洒泪的标记。然而从父亲堆积的坟向远方望去，在父亲的坟左几十步的地方却有一矮矮的石碑，显得奢侈。乡间，一九四九年后的乡间，墓地上有石碑，是一种特异和荣光。石碑上镌着魏碑“义士哑孩”，透出一股苍哀破败。

我父亲是做面饭的生意人，在这黄壤平原的深处，背负着辙迹和晨昏赶路，夏日凉粉，冬季丸子，或是红辣椒熬制的羊肉汤。解放前，他就在我们的集镇——什集的一个隅首啃街糊口。

父亲告诉我，日本人放弃前（“放弃”这个文雅的词，我在小时听了许多，我们那里的老年人说指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日，日本人投降），在什集的西北角，离集镇半里的地方修了一座营房和一座炮楼，住着一个班的日本人和十几个中国人，炮楼下，是菏泽通往郭城的官道，炮楼外挖了一个壤沟，沟里注满了水，水里常漂些死狗死猫，日本人在天黑前就撤吊桥，天明前再放吊桥。

那营房里的中国人，也是什集四周的人，多是家穷出来吃粮当兵，也知道为日本人做事尴尬，所以对街面上的人也就客客气气。记得小时候，我们住的隔两家的邻居，和我父亲年龄相差无几、喊我父亲三叔的人，就在炮楼当过兵；我和他的女儿都在镇里的小学读书，记忆里他晚上一直咳嗽，还一直哎哟哎哟地喊，死的时候，他女儿才十岁。记得他女儿穿着蒙上白布的鞋子来上学，一进破败的教室，怯怯地偎在门口，有好长时间，老师不再让她站起来回答问题。

当兵的中国人，有时很无聊，都是一些青壮年，夏季的晚上，登上炮楼的楼顶，*军装，把步枪挂在直直挺立的生殖器上，看谁的生殖器能承重，比赛。有时还在枪上放上子弹，那做汉奸的邻居，人们说他的最厉害，那上面挂一支三八式的步枪，再放上装满子弹的子弹袋，也不下垂。

父亲说，炮楼里的二十几号人的吃喝，是离什集东南五里王坊的王士臣操持的，王士臣也是走街赶会的生意人，烧一手好菜，只一样白菜，王士臣就能做出一百零八道不重复的花样，有烧炒炖熘爆煎炸，酸甜咸淡，随口调制。什集镇方圆几十里的红白喜事做寿生孩子请满月，王师傅是头号招牌，他往那里一戳，主人的面子档次就上去了，好像全家的荣誉都在王师傅的菜肴上。王师傅不收人钱，临行的时候，就包一块方方正正的红烧肉，然后把锃亮的刀用油乎乎的布裹起，安步当车地走人，而随行的是一个年方十岁的哑巴（当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