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林登这么说,朱熹却是早已有了预料,为他讲明二者之不同。
按朱熹的说法,诗赋之科相较于经义而言,随意性太大,恐不是那么稳妥。
况且朝堂之上,向来有人提议废除诗赋取士之道,若凭此入了仕途,恐怕以后会遭人白眼,平添出许多不快了。
“扶摇,以你在经义上的博文多识,到时候选经义便是,这样就最稳妥不过了,不必选那诗赋,免得到时候出了些冷门的韵脚来,空害了自己。”
经朱熹这么一说,林登便明白,诗词就像是在作文考试中写小说一样,说不定能秀的出奇,妙手偶成,也有可能出到自己不擅长的题材上,一点灵感也没有,只能在考场上抓瞎。
他前世就是个求稳的性子,如今听了朱熹的话,感觉也没有必要剑走偏锋。
再加上选择经义之道,在以后的官场上确实可能有一些优势,如此想来,绝无在考场上选择诗赋的道理。
自己又不是王维王勃那样的逆天,不过就连那些传世的大诗人们,在考场之中也是难得佳作传世。
唯有唐代祖咏所作的《终南望余雪》,是千古传唱的考场之作。
按唐代规定,应该作成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他却只写出了这四句来,便搁笔不写。“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别人问他为何,他直言诗意已经穷尽,不必画蛇添足了,如此自然洒脱的诗性,难怪他能做出此诗来。
这短短四句,已写尽了雪之意,浮入云端,更暗喻自己能凌云之上,意境宏大。
这首诗向来与陶潜的“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和王维的“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宽”并称为咏雪佳作。
林登回忆起这个典故,更觉得没有必要选择诗赋之道,反正汉赋唐诗之道,到了南宋年间,已让位于宋词,懂得人已少的多了。
至于后世的明诗清诗,虽然一直尤其吹颂,尤其是喜好清诗的那群人,多言清诗是一个巅峰,可他却实在喜欢不起来,背的也少,到时候想在考场抄一些来救急,都不太可能。
与朱熹商定好了到时候考何科目,他便领了资料回去了,这是朱熹为他新搜集而来的考试册子,这是数位道学门徒的科考心得,堪称是学霸笔记一般的存在。
回到住处,林登早早的洗漱睡下,昨夜的劳累还未曾逝去,次日他还要早起,去乡间看一看秋收的情况。
这种工作从秦汉时候起,就是基层官吏们的常事,所以当时的官员,都要掌握一手算学知识。
所以两汉时的数学才会得到一波高速发展,各种算经才会有机会被编纂出来。
如今科举取仕虽然已经不考算学,但理数作为两宋时候儒学的重要课题,几乎所有学识渊博的大儒,都会学一些算术来。
如北宋的司马光,他除了编写史书外,也可以计算天文,修订历法。
他这番下乡去,便是应了朱熹的要求,去计算一下漳州等地的亩产情况。
宋代的户籍制度和税收制度,将户口按照财富的多寡,划分出不同的等级来。
一般农村是看他土地占有的数量,城市是看他家业的规模。
那些户口列为上等的,则需要多缴纳税赋来。
等于说这北宋实行的是累进税,而非是累退税。其对有钱人多征税,对穷人不征或者免税。
这样的税收制度,相比于秦汉来说,要进步的多了。
当时的税收政策,多是依据了管子的理论,叫做藏税于民。
管子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直接从百姓手中抢钱,就像拔鹅的毛一样,会引起反抗,所以他提议把税收藏在消费之中,只要民众消费,那便等于是缴纳了税赋。
这种税收制度,寻常百姓绝难发现,所以一直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最喜欢的税收方式之一。
但这种税收方式,只能在表面上掩盖了社会矛盾,在实质上却是把火药桶却积累越大,最终活不下去的百姓们,仍然是要造反的。
为什么这种税收制度会更压迫百姓呢?只因为富人虽占据了大量的财富,其消费却远小于自己所占财富的比重,他们自身的消费是有限度的,总不能一天吃了一千顿饭吧?
所以说这种税收制度,与财产税相比,是极大的利于富人的,消费税是一种典型累退税。
到了宋代,文人们也便聪明了,琢磨过来了这个道理,便致力于把更多的税收,从上等户口们身上搜刮出来。
只是事与愿违,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没做到,宋朝也灭亡了。
第二天一大早,林登便收拾了一番,穿上些耐脏的衣物,准备和张铭一起到漳州的乡下去,他们预计要在那里,计算一番粮食的常产,以为朱熹后续的上书,作准备。
张铭往往是听到鸡叫,就起来练武,他始终忘不了收复中原的志向。
林登之前从隐尘子处学来的几招,也未曾忘了,有时也跟着张铭演练个一招两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