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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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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有些人,是靠领导人旁边最亲信的人,专走这个门路,服事他们,搞得很好,由他们影响领导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是找在领导人面前分量最重,言听计从的人,托他们的力量,结交他们,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这都是伪。

不过这种事,有时也很难定论,要看各人的运用。以近代史看,曾国藩、胡林翼就是走的这个路子,这是历史上的两段秘密,当然正史上没有记载,而这种野史的记载,是真是假,暂且不去管它。

据说,清咸丰皇帝,所以知道曾国藩的大名,在太平天国一起来的时候,就教曾国藩在湖南练湘军,是因为咸丰早就对他有了印象。最初曾国藩在京里做官的时候,是在礼部做一个小京官,大约等于现在部里的司长级,还是附员一类闲差。他知道一个汉人,在满洲人的政权里做官,非走门路不可,于是他结交了一位亲王,两人感情很好,后来这位亲王向咸丰保荐曾国藩,说他“胆大心细,才堪大用。”咸丰看到是这位亲王——咸丰的伯伯或叔叔的保荐,就答应了召见。后来果然咸丰在便段召见曾国藩,他进去以后,便殿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是在上首位置,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是一个锦墩,太监带他进去以后,教他在便殿等候,他向皇帝的位置,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以后,就规规矩矩坐在锦墩上等候,等了一个多时辰,皇帝始终没有出来,最后一位太监出来通知他,皇帝今天有事,改天再召见,曾国藩只好对着空椅子三跪九叩首以后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位保荐他的亲王马上问他情形。曾国藩报告了经过,亲王问他在便殿里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曾国藩仔细回想,除了皇帝的座位和锦墩以外,的确没有另外看见什么东西。这位亲王听后说:“糟了!”赶紧跑进宫里,找到便宫当值的太监,送上红包。结果打听出来皇帝座位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写的是“朱子治家格言”。亲王就回来告诉了曾国藩,而且告诉曾国藩,他向皇帝保荐的话是“胆大心细”四个字,胆大是不易测验的,除非教他去打仗,而心细则可测验的。果然过了几天,咸丰又召见曾国藩问起这张朱子治家格言的事,这时曾国藩当然答得不会含糊了。因而得到咸丰的赞许,把曾国藩的名字记下来,而曾国藩也由此因缘,成了清代的中兴名臣,这是野史上的记载。

第二件事,是胡林翼的故事。当时湖北的巡抚官文,是一个满洲人。清代的制度,因为始终有种族的观念,巡抚(相当现在的省主席)如果是满人,而军门(相当现代的保安司令)则是汉人。反正在省的一文一武两大首长,一定是一个汉人,一个满人。在巡兵的时候,巡抚和军门提督,两人都要签名,光是一个人签名,则调不动兵,如此以为互相牵制。所以当时打太平天国,也很麻烦的。当时湖北的官文是一个糊涂虫。有一天官文的第五姨太太作寿,胡林翼听说是抚台的夫人作寿,胡林翼身为军门提督,分嘱部下,不得不去。他本人虽然也可以不到,不过胡林翼还是去了。在巡抚衙门前,刚一下轿的时候,看到一个人身穿朝服,从里面出来,一脸怒容,上轿走了。胡林翼打听是怎么回事,人家报告,这位官员很有骨气,因为听见巡抚夫人生日,前来作寿,到了以后,知道只不过是五姨太的生日,(当时多妻制,一人可以取几个太太,但元配以外的姨太太,是没有地位,被人看不起的。)所以没有进去拜寿,上轿就走了。大家称赞这位官员了不起,到底是读书人,有品格,有骨气!可是胡林翼把“马蹄袖”一抹,投了一张名卡,还是进去拜寿了。以胡林翼当时的声望名气,他亲自前往拜寿,官文和他这位最得宠的最小姨太太,都高兴得很。官文吩咐这个姨太太,第二天就去回拜胡林翼的老太太,拜胡林翼的母亲为干妈。从此以后,胡林翼打太平天国,就可随便调兵。像胡林翼这种人,绝对是正派的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做?这就是权术,没有办法不如此做,要想事业成功,有时候也不能呆板地拘小节,问题在动机如何?他的动机绝不为私。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敌人打到门口了,还调不动兵,怎么去打仗?所以在这种小事上马虎一点,反正母亲收了一个干女儿,总不吃亏。所以上面这句话:“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这句话,也不是呆板的,要看实际的情形,如何运用,动机何在而定。

……

臣有和同以取说,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有干部“和同”,什么是“和同”?这两个字,本来出自老子的“和光同尘”,意思是说,一个修道的人,不要特别把自己标榜得了不起,要和普通人一样,你修道者的光明也和普通人一样。“尘”就是世俗人,社会一般人,尘市之间,大家都吃饭,而你一个人非要买包子吃,这又何必呢?将就吃一点就好了嘛。这本来是“和光同尘”的意思,可是道家这一思想,后来被引用,就变成“太极拳”——圆滑的观念了,人说白的是黑的,我也马马虎虎说是黑的,跟着乱滚,也被称作“和同”了。“取说”的“说”,通“悦”。“和同以取说”,指的是臣下为了讨好上司,便放弃作人的原则,作乡愿去了。这里是说,有些干部圆滑得很,“太极拳”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只要配合主管的要求,什么都来,只要对他自己前途有利的就干,这种心理发展下去将来就是一个祸害。到了利害关头,一点气节都没有,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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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客,可不虑之以佞乎?

有的干部只做上面老板喜欢的事,专说老板喜欢听的话,以求得他欢心,取得他的亲信。这种就是佞臣。

上面是《长短经》作者,对桓范《世要论》的引述。一个领导人,在防恶上,应该注意考虑到的九种原则、九个顾虑,也是人物的分类。该注意到的。

读书千万不要被书所困,一切的运用全在自己。像这一类的书读多了以后,等于医学的常识丰富了以后,连一杯水哪个敢喝,深怕有传染病,法律学多了以后,连一步路都不敢走,动辄怕犯法。而对于“九虑”这些东西看多了,连朋友都不敢交了。其实只要我们把握了大原则,相信少数人,不伤任何人,爱护所有人,凡事但求心安就好了。

忠奸之辨

下面是举很多实例了。

这是一篇大文章,但是古人写文章的分类,不像现在的观念,现在写文章的层次,往往是宗旨、要点、原则、引伸,古人则大异其趣。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治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古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僻,其泄冶之谓乎?

这里是子贡和孔子问答的一段话。(这段话在四书五经里是看不到的,要在其他的书里去找,所以真要研究孔子思想是相当困难的,我们不要以为看了四书五经,就懂了孔子的思想,有一本清人编的《孔子集语》,将孔子所讲的话,如《庄子》等等引用孔子的话和有关的很多事,都收集在这里,所以现在也可以走取巧的路线,看这本书,勉强可以把孔子一生,多了解一点,免得到处找资料。)

这段书我们暂且搁在这里。要先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春秋战国在陈灵公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名夏姬,是当时的名女人,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身上。据说她好几十岁了都还不显得老,许多诸侯都被她迷惑住了。她在陈国时,陈灵公和几个高级干部,就和夏姬宣淫于朝,于是陈国的另一位大臣泄冶,就向他们提出谏议,责备他们不应该这样做。陈灵公自己理亏,对泄冶没有办法,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刺死了。

这段书,就提到了这段历史,有一天子贡问孔子说:泄冶的这个行为,同纣王时代的比干一样,泄冶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说合于仁道?孔子说,这两个人并不相同。因为比干之于纣王,在宗法社会,讲私的方面,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讲公的方面,比干的地位是少师,等于皇帝的顾问。在宗法社会的政治制度下,他是为了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准备牺牲自己,所谓“尸谏”,希望自己死了以后,使纣王海寤,所以比干当时的心情,是真正的仁。在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勉强比喻等于现代简任初级的官位,并没有私人血统上亲密的关系,而陈国这样一种政权,在孔子看来,是一个君子就应该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还在怀宠。以他这样的地位,用区区一个身体,想要影响上面的昏乱,这是白死,也算不上忠,只是“怀”而已,他的胸怀里,爱国家的心情,还是有的,至于说到仁道,却并不相干,所以孔子引用诗经上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僻。”一般人当走到偏僻的狭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立刻挽回的,泄冶就是个懂这个道理,方法不对,白丢了一条命。

这是引证一段历史的经验,说明部下与长官之间争执时处理的方法。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率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这是另一个历史故事。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最初是没有制度的,每天上朝开会,文官武将和他吵,乱七八糟,简直没有办法,而叔孙通本来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个儒生,他为了要保持文化道统,也曾跟过楚霸王,意见行不通,后来跟随汉高祖。而汉高祖也是拿读书人的帽子当便壶用的,见读书人就骂,所以叔孙通最初连饭都吃不上,什么气都受。有学生问起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保持文化道统的目的,叔孙道说不必心急,现在是用武力打天下的时候,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等到汉高祖平定了天下,他去见汉高祖,建议制定礼法,汉高祖曾经斥他说:“乃公天下马上得之”——意谓:“格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打来的,你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就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是不可以马上治之。”就是说:“天下你是打来了,但是将来治理天下,不能永远打下去呀!”汉高祖这种人,在历史上是真正了不起的领袖,个性固然强,可是别人有理由,他一定会听。所以听了这话认为有道理,问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说我替你拟订计划,建立制度。汉高祖立刻答应,教他去办。几个月以后,把所订的制度礼仪“朝班”都演习好了,再请汉高祖出来坐朝,汉高祖一上朝,那种仪式,那种威风,真和当年打仗乱七八糟的不同。俨然是大汉皇帝的气派。这时他这一舒服,才知道读书人有这么大的用处。

这里是引证,当汉高祖还没有起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叔孙通有办法自保:在秦始皇死了,二世接位以后,召集知识分子开会,向大家说,据说外面在造反,有没有这回事?那些知识分子听了以后,都说真话,说外面有许多人在造反,并劝二世改过,惟有叔孙通说,外面没有造反,只不过是些小偷而已,是乱传话说造反的,二世听了叔孙通的话,认为很对,非常高兴。可是叔孙通讲过这个话,自己就溜走了,他知道秦朝这个政权没有希望了。所以这里提到叔孙通“阿二世”,(阿就是阿谀,拍马屁,阿曲,歪曲事实,将就对方的意思。所以古代一个知识分子,在写文章时,都不随便下笔,社会大家认为对,自己认为错了,就不应该随便跟大家的意见写,如果跟着大家人云亦云,就是“曲学阿世”,违反真理。拍社会、拍时代的马屁是不应该的,这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的吗?《长短经》的作者,于是引证司马迁对这件事的批评,也就是他在史记上留给我们后人,对历史的看法。

刚才说过了叔孙通对历史的关键之举,如“朝班”的制度,自汉代由他建立以来,虽然历代各有不同的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几千年。我们再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叔孙通是了不起的人物,自汉代以来,这几千年当中,实际上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所以司马迁反对一般人对叔孙通小节方面的批评,他是从大处着眼下笔,他说叔孙通“量主而进”,从这句“量主而进”,我们就看到,王充说《史记》是一部“谤书”,毁谤汉朝的大著作,换句话说是毁谤历史的大著作,但在当时不大看得出来。如用的字句,司马迁是斟酌又斟酌,像“量主而进”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好。就是后世说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好的鸟如凤凰,绝不随便落在一般树上,一定落在梧桐树上,否则宁愿停留在半空盘旋,绝不下来。一个人则择主而事,古代君臣、主仆的关系分得很清楚。“量主而进”就是测量测量老板,跟随他有没有意义,前途有没有希望。“前哲所韪”前辈的哲人——代表贤人、圣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都认为这样是对,是应该的原则。这两句话八个字,已经把一般人对叔孙通的评论推翻了。

司马迁再为这个“生”字作申论说:叔孙生希世庶务——叔孙生的“生”字是“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叔孙通在秦始皇这个时代,为了要继承文化,不致中断而留传下去,希望有个好的社会,执行正统的文化,等到好的时代来了,好做一番事业,制定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之间,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这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时代变,并没有完全依照古礼,所以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环境,以应变达到最后的目的,结果目的都达到了,他跟随汉高祖,最初在汉高祖忙于军事的时候,等于当个附员,闲的差事,拿一点薪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后来,他开创了汉朝的文物制度,成为汉代的儒宗。

司马迁更进一步引申,古代所谓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树一样,世界上的树都弯下去,只有这棵树是直的,但这棵树也很危险,容易被人砍掉,所以虽然直的,但有时软一点而并不弯曲。自己站住。站住以后,在这种时代也是很难处的,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浮沉,就显得特别,特别了就会吃亏,还要配合大家,但配合大家,和大家一样又不行。在“致曲则全”的原则下,必须保持着一贯的中心思想。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诎”,看起来好像不会讲话。“道同委蛇”,作人的法则,好像太极拳一样,跟着混,而结果达成他的目的,这就是叔孙通的作法,结果他不但开创了汉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

这是说臣道的宗旨,一个人在时代的变化中间,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文化、为个人,要站住已如是之难,站住以后要达到一个为公的目的就更难了。

……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史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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