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柏恩:没办法,我只好去找临时工干,我当过搬运工,装卸工,清洁工,即便是这样的活儿,我也常常干不好。但这并不是最让我难过的事情,干不好我可以慢慢学,扛不了重的我可以扛轻的,挣不了多的我就少挣点。最让我难过的是,那些跟我一起干活的同事和工人,一旦认出我来,便乐得哈哈大笑,说以前你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整天光知道开会和夸夸其谈,现在也跟我们一样了。我们总算可以平起平坐,你也知道当工人是什么滋味了。
李高成:我想你确实非常难过。
巴柏恩:我难过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替我们过去的行为而感到难过。我们执政那么多年,换来的却是人民的嘲笑和讥讽,这真是太让人感到痛心了。
李高成:你分析过没有,国家成了这样,最主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巴柏恩:我想你是很清楚的,不过我还是想给你谈谈我的看法。
李高成:谢谢,我真的很想听。
巴柏恩:第一,这是人所共知的原因,原苏联的影响太重太大,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只能按他们的模式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第二,没想到原苏联会解体得那么快,当它不存在了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不存在了……
李高成:但如果你们当时下定决心进行改革,下定决心挣脱原苏联僵化的模式,也许还来得及……
巴柏恩:不,其实那时已经来不及了。
李高成:为什么?
巴柏恩:国家的机制已经坏死了,它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也已经没有这个实力了。一句话,国家太穷了,国力已经被耗尽了。
李高成:但人民的信心并没有失去,人民的热情并没有熄灭,你们还有人民的支持……
巴柏恩: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李高成:为什么?
巴相思:我们让人民期待得太久了,我们的人民实在太穷了……
一阵沉默。
良久,李高成才慢慢地说道:
“我想我们不会这样。”
“我想也是。”巴柏恩若有所思地说,“让我们为这个干杯。”
“干杯!”
……
永生永世为老百姓而写作——代后记
张平
在北京因《天网》和《法撼汾西》这两本书打官司时,几个临汾的老农民千里迢迢地赶来声援我。“七月的北京,像火炉子一样。他们挤着公共汽车好不容易问清地址赶到丰台法院时,法院的公开审理已经结束两天了。天知道他们是怎么打听到群众出版社并找到我的住处的。当我第一眼见到他们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们的衣着是那样的不入时,脸色是那样的黧黑,满脸的皱纹流露着深深的关切和焦急,浑身的汗渍浸透着一种赤诚和真挚。他们一见了我就忙不迭地问输了还是赢了,法院是向着他们还是向着咱们,然后便问他们能帮点什么忙。他们说他们已经给丰台法院的人说了,他们村的人本来都要来的,因为不知道情况,所以就让他们先来探探消息,要是法院把作家张平判输了,宣判那天,他们全村的人都要来北京当众给作家挂匾!咱老百姓就看它法律怎么判!我们就是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咱们老百姓支持的就是像你张平这样的作家!
后来他们就死了活了地要请我吃饭给我压惊。在一个很普通的小饭馆里,他们很奢侈地点了八个菜。有一个大概是第一次来北京的老农民,竟然为我点了两份过油肉!说是让我好好补补身子,攥足了劲跟他们好好打!一瓶二锅头把大家喝得都满脸通红。吃到后来,他们把那个时时抱在胸前已不知是哪个年月的人造革提包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裹了好几层的油纸袋,然后从油纸袋里抽出一沓钞票来,说这是大伙临时凑下的500块钱,你先拿着用,你一个穷作家,为我们老百姓写书也挣不下几个钱。人家都是当官的,你耗得过人家?如今打官司没钱可不行,不过你放心,咱们老百姓都支持你,就是卖牛卖马也要帮你把这场官司打赢!
一时间,我又止不住地泪流满面。看着这由十块五块凑在一起的厚厚的一沓钱,好久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就这样几个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的老百姓,就这样几个贫困山区尚未脱贫的老农民,他们用他们的善良和真诚,在那样的日子里,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勇气,也给了时时催我奋进的激情和信心。让我感到温暖,让我感到踏实,让我感受着一种永久的激动。
每当我想起这些时,总是止不住地再一次地湿润了眼睛。
其实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的事情几乎时时在发生着。
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报道了我吃官司的消息后,尤其是北京电视台在“北京您早”栏目里对那场官司进行了专题报道后,竟有那么多的人能在人群里认出我来。我到饭馆里去吃饭,老板娘把我看了又看,后来终于忍不住地问我,你就是那个被人告了的作家?我点点头说是。老板娘看了看我,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回去没多久便端出两大盘子菜来,说这两盘子菜是她亲手炒出来的,你就消消停停在这儿吃,今天的饭,不用你掏钱!日后你就天天来这儿吃,一律免费!那些日子,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那是一个老大不小的宿舍院。打官司前,门房老头对我这个外地口音的陌生面孔总也是很凶。有时候,打电话忘了付费,他便会对我大声怒喝:回来!缴钱!你连说对不起他也绝不会给你一个好模样。没想到那一天我去打电话时,他默默地看着我,满脸都是慈祥和温和。当我打完电话,他说敢情你就是那个被告作家呀,还真没看出来。小伙子,你听着,我一个老头子也帮不了你什么忙,日后这电话你随时随便打,不收你的钱!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靠过来悄悄对我说,我在山西插过队,那儿的情况我了解。你放心,中国的老百姓都会支持你。有一次去公园,有几个正在打牌的老人竟也认出了我。他们七嘴八舌地对我说,你肯定输不了,北京人心里明镜似的,啥事不清楚?要是让你这样的作家输了,北京人的脸还往哪儿搁?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究竟出现过多少次,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了。
《天网》、《法撼汾西》,从发表到打完官司,前前后后收到过近两千封读者来信。尤其是在打官司期间,电话和来信源源不断。新疆、四川、广东、黑龙江、云南……我真不清楚这些读者是怎样得到我的住址和电话的。1000人以上的联名信,我收到过4封!500人以上的联名信,我前后收到过12封!有一个读者在来信中写到:张平作家,你一点儿也用不着回避,即便是你输了,那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我们老百姓心里,你将会是永远的赢家……
激动之余,我常常一遍一遍地问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你一个区区写了几本薄书的小作家,何以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和支持?不就是因为在你的作品里,描写了一些深受老百姓拥戴的领导干部,关注了一些老百姓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多多少少地为老百姓说了几句公道话?
所以自己也就常常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庆幸,为自己的作品而感到庆幸。在自己的创作生涯里,假如没有《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择》这些作品,时至今日的你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你所写的作品都是花前月下,杯水风波的感受和体验,都是象牙塔里的纯而又纯的“阳春白雪”,都是舞场歌厅,酒宴饭桌,堆金积玉,惹草沾花的豪华奢靡和恣行无忌,都是拿读者当试验品的云遮雾罩般的技巧翻新和新潮卖弄,这些老百姓读得懂你吗?又能记得住你吗?他们还会像今天这样关心和支持你?
有什么样的作品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反过来,有什么样的读者也就有什么样的作品。“阳春白雪”有人需要,“下里巴人”也一样有人需要。作为一个作家,你的生活属性必然决定着你作品的用性,你对什么样的生活熟悉,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也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你对歌厅酒吧赌场情场的生活非常熟悉,你就会写出十分逼真的歌厅酒吧赌场情场的环境和氛围;对男男女女的事情情有独钟,你就会写出十分真实的男女之间的体验和感受;你要是常年生活在一个极其孤独的小天地里,那你就不可能写出轰轰烈烈,情绪饱满,黄钟大吕似的史诗般的时代文学;而如果你要是时时关注着社会的变迁和老百姓的生活,那你同样不可能一直只写那些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的消闲和游戏之作。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本身、题材本身并不决定作品的优劣,决定作品优劣的东西应该是对生活的态度和对文学的理解。
我们总是埋怨读者的水平太低,埋怨读者的不成熟,埋怨知音难觅,以至想把自己的作品留到下个世纪供人们去研究。下笔之前,我们总是想着应该如何更新,如何突破,如何超越,如何让专家们耳目一新,如何让同事们心服口服,如何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解构,颠覆,破坏,摧毁……文本是游戏,语言是牢笼,终极无意义,阅读即误读……甚至反意义,反解释,反形式,反体裁,反美学……我们注视的是这些,研究的是这些,攀比的也是这些。这种既有的观念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成为我们的下意识,时时刻刻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写作。面对着自己以往的作品和想往,连我自己也感到说不出的震惊。为什么生活在千千万万精神和物质世界尚还贫乏的老百姓之间,却会渐渐地对他们视而不见?为什么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自己,会把自己的眼光时时盯在别处?什么时候自己对老百姓的呼求和评判竟会变得如此冷漠而又麻木不仁?又是在什么时候自己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