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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矩”。林畏庐有一首诗叫《瞌睡汉》，其中说：“华人只争身份大，铸铁为墙界中外。挑衅无非在自高，自高不计公家害。”本来已经接受了地球是圆的说法，仍然认为中国是在地球的“中央”，其它国家不过是“四夷”。

中国的关着的门户刚被打开的时候，有人甚至认为，英国人是鹰嘴、猫眼、腿长，只能站立、不能奔跑；眼睛呈绿色，畏惧日光，中午的时候不敢睁眼。中外通商，西方人买中国的商品，以丝绸、茶叶、大黄为主。于是有人说，大黄和茶叶关系洋人的性命，一旦没有了这些东西，洋人的肠子就会堵塞、眼睛就会瞎掉。知道了有世界，还不肯正视，用臆想蒙骗自己。这样的文化，能不发生危机吗？

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文化传统

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化，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两部分。中国古代并没有中国文化这个直接的概念。只有到了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进来了，与之相比较，才有中国文化之说。换言之，“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是晚清知识分子自我反省检讨传统的用语，它既包括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又包括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即文化传统。现在我们使用中国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古与今、传统和现代，都连接在一起了。

三、　现代文明体系的建构与文化传统的流失和重建

中国的20世纪的一百年，或者说自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危机并逐渐解体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体系建构的过程。这是一个混合着血和泪的极端痛苦的过程，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大。

换句话说，晚清时期的中国是被人家拉着拖着、打着、骂着、羞辱着、蛊惑着、走上一条“情非所愿”的路。说“情非所愿”，是因为每一步都是人家逼出来的，是“应变”，不是自觉自愿地改变。这种情况除了国力虚弱、封建制度作祟，是不是还有国民性问题？也就是在文化上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五四和反传统思潮

晚清大敌迭起、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保国、保教、保种放在第一位，来不及系统探讨中国打败仗的文化原因。1911年清帝逊位，到1916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也死了，国内陷入军阀混战局面。而国际上，1914年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先进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有了畅所欲言、反思传统、检讨文化问题的时间和空间。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当时先进的文化人系统检讨传统文化、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的大本营。与此同时，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鼓吹现代政治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又有了新的推动力。同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不久胡适也应蔡先生之邀到北大任教。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在《新青年》发表，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检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对传统的检讨，是无所顾及的；他们的反思，是不怕揭丑的；他们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后来学术界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一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的性质，这样评价确实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

而且五四精英们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为了矫枉，不惜过正。原来不是讲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吗？现在则讲尧、舜、禹根本没有其人、“禹不过是一条虫”。家庭和家族不是传统文化型态的核心吗？现在说“家庭是万恶之源”。儒家思想不是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吗？现在说儒家思想是最要不得的思想，应该“打倒孔家店”。本来用文言取代白话，已经是重大的文学革命的举施了，但还是有人（钱玄同）提出应该废掉中国文字。尽管蔡元培说，这是用石板条压驼背的办法，其向传统挑战的态度也是够激烈、够激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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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7）

应该说明，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检讨和批判，是传统更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中国的魏晋时期、明末清初，都曾有过知识人士检讨传统、批判传统的举动。魏晋的检讨传统，有的也很尖锐，例如孔融说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由于父亲有情欲，才生出儿子，谈不到有什么“亲”。至于母亲，不过是儿子暂时寄存的一个瓶子，从瓶子里出来，双方就脱离了。明末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等思想家，对皇权和科举制度的批判，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史学家称当时是“天崩地解”的时代。但这些批判传统的言论，是在传统的主体性呈强势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传统有调适的作用。

五四精英们所做的，不是一般的对固有传统的检讨和批判，而是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一次总清理，是全面、系统地攻击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切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包括力图摧毁集中藏有传统文化密码的一些文化典范。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想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的路。

他们认为可以引导自己走向新路的，只有西方文化。

可以说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举凡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果、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说、十九世纪的写实批判主义文学思潮、日本的明治维新、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等，都成为当时的先进人士检讨和批判中国固有传统的参照系、理论武器和实施的药方。

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后来他又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人们很容易凭感觉推断，认为传统是不会断的。但是，如果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比如中国的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一些具有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的人物，即那个时代的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并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时代精英，比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吴虞、钱玄同、傅斯年等，一起站出来挑战传统、向传统发起总攻，在整个社会形成风潮，纵使传统不致被折断，也必然大大的被削弱，使“传统失去为其延传所必需的拥护”（希尔斯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的两面旗帜；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他们的激烈反传统，也是想为德、赛两先生的通行无阻铺平路基。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的反对封建专制的精神、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精神，将永载史册。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这种精神，而且深感德、赛两先生的可贵。

但五四之后的20世纪中后期，科学主义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在日常生活和学术领域有压倒之势，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科学不是万能的。在社会生活以及人文精神创造的一些领域，科学有时会显得无能为力。在涉及人类的细微情感问题，科学就插不上嘴了。男女之间的爱情，靠恋爱双方的爱的信息传递，用爱来交换爱，而不是靠抽象的科学分析。科学是要把问题说清楚，爱情的特点恰恰是说不清楚。宗教与信仰问题，也不合于科学的旨趣。诗歌、音乐等艺术与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天份、体验和情感比科学要重要得多。甚至一些陋习和不良嗜好，比如赌博和吸食毒品，法律和科学也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国维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去毒篇》，他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对有文化的阶层可以通过艺术，对没文化的阶层，宗教能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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