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空空的一片水——没有苏堤那秀美的修眉和虹彩般的仙岛,以画龙点睛增其神韵,那西湖该望之如何?几百年来中国的游客,春季到来时,向西湖蜂拥而至,度蜜月者,在湖上泛舟垂钓,或在垂杨之下的堤上散步,以消磨时光。有名的西湖十景包括东岸上的柳浪闻莺;另一景是在湖上的小岛上,由苏东坡兴建的,叫“三潭印月”。的确是,湖的四周没一个角落不使游客觉得美丽出奇而感到荡气回肠的,在晴天也好,在雨中也好。两条长堤横卧湖面,是两个大诗人建筑的,白居易的白堤,苏东坡的苏堤。白堤东西方向,靠近湖的北岸;苏堤,一又三分之二里长,南北方向,靠近湖的西岸。每个堤都把湖水隔开,靠岸的一边叫里湖,堤上的拱桥下面,小舟可自里湖划到外湖。这两道堤,在苏东坡时代,是五十尺宽,栽有垂柳,环以荷花,为杭州人追欢寻乐的广阔散步场所。
杭州的繁荣永远和供水一事有关系。杭州发展为一个城市,实自唐朝始,当时有一位大臣把西湖打开,引水供给城中的居民。在以前,只是一个小镇。苏东坡在湖上动工之前,西湖一直在日渐缩小,湖面蔓草丛生,日形繁殖。十八年之前,这些野草遮盖了十分之二三的湖面。他重回杭州之后,看见野草已经将湖面遮盖了一半,既感到意外,又觉得伤心。在唐朝白居易的时代,湖水灌溉了大部分的稻田,落一寸水足可以灌溉二十五亩田,每二十四小时,湖可以供水八百亩。白居易的工程而今全已毁坏。
苏东坡刚一结束杭州城的输水管和六个水库工程,立即着手整理西湖。从工程方面看,只是件简单事,只在清除水草而已。这种改善工程,岂不是轻而易举吗?但是以前的主政者都没想到去做。那几个小水库完工之前,苏东坡在元佑五年(一○九○)四月,给太后上了一道表章,简述他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在五月,他又上书给门下、尚书各省。他说若不急行设法,二十余年之后,湖面将全被野草这闭,杭州居民将必失去淡水的来源。他指出五项理由,说明必不可使此种后果出现。说也奇怪,第一个理由,竟是个佛教的理由,说鱼类必将因此遭殃,其他理由都指西湖的供水之用,如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最后是供给好水以便造酒,此与朝廷税收有关。他提出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两万五千方丈,或是十一方里。此项工作需要二十万天的人工,按一天人工清除一方丈左右计算,每一工五十五个钱,加上三升米,全部计划需要三万四千贯,他已然筹得一半,请太后再拨给他一万七千贯。
此项计划蒙朝廷批准,苏东坡开始和数千工人和船夫一起活动起来,费时四个月,工程完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水草和淤泥。苏东坡计上心来,用以建筑湖上的长堤。那时湖滨已密密的围起来,全是富户的庭园别墅。由南岸步行到北岸的人必须顺着蜿蜒的湖边走大约二里之遥。一条湖上的直堤,除去可以供人步行外,也可以增加湖面的美丽,已大为缩短往返的距离。此一道堤上有六座拱形的桥,九个亭子。苏东坡在时,其中一个亭子做为他的生祠,里面供有他的画像,以便居民膜拜,纪念他对地方的德政。等势利小人吕惠卿得势之后,他设法弄到一纸朝廷命令,将此纪念亭拆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湖中的恶草不再滋生。苏东坡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沿岸部分开垦出来让农人种菱角。农人必须注意将自己地段按期除草。他向中书省上书,请求确保此项税收,必须应用在湖堤和湖的保养上。
除去增加西湖的实用价值之外,不管是有意也罢,无意也罢,苏东坡也增加了西湖的美。但是这种德政后来也遭致政敌的攻击,说他“虐使捍江厢卒,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
苏东坡又试验更庞大的计划,要扩展江苏的运河系统;这是苏州城外一项拖船驳运计划。还有后来他把在杭州西湖所做的工程也施之于阜阳的西湖。这些计划有些没能实现,但是附有地图的详密计划,足以证明他在工程方面的想象力。
我们必须提到他的一项庞大工程计划,不过因为他被召还京未及实现而已。那个详密计划现今依然保存。在钱塘江入杭州湾的江口,有一个小岛,那个地方每年船毁人亡,损失惨重。钱塘江势如奔马的洪流正好与流入海湾来的海水相遇,受阻于此一小岛,遂变成了极其危险的漩涡逆流。这个“浮山岛”之得名,就因为四周沙洲时隐时现,而驾船者无从辨认水道何在。这些沙洲有的一二里长,据说一夜的工夫就会完全失踪不见。旅客乘船到杭州,这一段路最为可怕。自浙江东岸来的人,宁愿在龙山横过海湾,但是从东南地区顺钱塘江而下的人,则不得不冒险经过。有时可以看见落水的大人儿童哭喊救命,还没来得及抢救,已被洪流巨浪吞没。但是杭州江上的交通还是很重要。贫苦的西南地区人民,都以杭州以北西湖地区产的米为生,而杭州人则依赖西南地区的燃料。盐也产在杭州湾,运销西南地区。虽说水运危险,水运仍极繁忙,但运费高昂,因为水上风险大,运输行必须付给工人厚礼。这样,使国家遭受无形的损失,为数达到数百万贯之巨。
苏东坡就想在深知钱塘江情形的人协助之下,解决这个问题。新计划是想把通往杭州的船运移到此危险地点上面的一条路。在苏东坡主持之下,拟定了一项计划,需款十五万贯、员工三千,为时两年竣工。在此计划下,要将钱塘江引入一条八里长的新水道,水的深度足可供航运,要筑石堤一条,长两里又四分之一,在山下钻隧道六百一十尺长。不幸这项计划正在拟定中,他必须离开杭州。
同时,他也正在为另一项更迫切的问题忙得要命,那就是饥谨的威胁即将来临。他到任的那一年,就已收成不佳。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涨到九十五文一斗。幸而平仓里还有存粮,他又筹划到二十万石,卖出了十八万石,才算稳住米价,在元佑五年(一○九○)正月,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在那年春季多雨,看来年成有望。农人借钱施肥勤耕,满希望夏季丰收。在五月六日,杭州一带大雨滂沦,多日不止,民家积水将及一尺。农人的盼望眼看悉成泡影,随便有点儿常识之人,都能看出来,一已存粮吃光,势将挨饿。苏东坡派人到苏州常州去视察,接到的报告是该两地全境淹水。水库崩裂,部分稻田被水淹没,农人在划船抢救残存物品。抢救的潮湿稻子还可烧干,稻草用以喂牛,必须设法以济时艰,而且刻不容缓。
虽然不需大才方可预知,苏东坡却在事前早有准备。他一向相信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他早就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好来应付荒年。因为霍雨连绵不绝,他越为奋战不懈。在半年之内,自七月开始,他给皇太后和朝廷上表七次,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前两次表章叫“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后面五个叫“相度准备赈济状”,七个表章合成一个情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朝廷人人觉厌烦了。他那种急躁是太背乎中国人的习惯。若干朝廷的特使也在当地,人家一言不发。苏东坡喊叫什么?比平常多下了一点儿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为自己挖掘政治上的坟墓吧?
但是他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在当地买,或是由外地进口,这样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定粮价,饥荒是可以防止的。把粮食向贫病与饥民施舍,永远是浪费无用,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根本办法则是预防。有远虑的人永远是气躁的。他指出来,在神宗熙宁八年(一○七五),没有人事先做何防备,结果大饥荒来临。神宗皇帝须要拨出一百二十五万担食米设立粥厂救济贫民,竟有五十万穷人饿死。除去人受的灾难之外,朝廷救济、减免税款和各项岁收,一共损失了三百二十万贯。苏东坡指出,比照之下,他去年只用了六分之一的粮食就稳住粮价,防止了灾情。现在第二次饥荒会更甚于第一次,就犹如第二次发病会比第一次严重。人民少量的存粮已经逐日减少,必须立即设法。
奇怪的是,除去苏东坡一个人外,别人都是无动于衷。他一看朝廷公报,不觉大怒。好多浙江和邻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报丰收有望,但无一人陈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灾。苏东坡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食米,因为救饥荒第一。六个月以前,他妻请拨给五万贯购买食米,杭州当分得三分之一。朝廷是把钱拨下来,但邻省一个名叶温叟的税吏,却把苏东坡应得的款额剥夺了。钱一到,人人都想分润,但是目前却无人肯陈报灾情。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里曾说:“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他请朝廷下令调查全部灾区。倘若他的担心实属过虑,如果其他官员与他看法不同,要他们签报担保来冬不会有饥荒发生,人民不会挨饿。有一名官员名叫马碱。苏东坡屡次写信有事与他会商,因为此事须与各地区配合协调。但是此人回信说他正忙于他事,他将因公外出,冬日始可返杭。苏东坡在给他正在浙东为官的一位好友钱勰的一封信里说:“虽子功旦夕到,然此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潮,亦自佳事,试告公此意劝之,勿云仆言也。”在七月的报告中,苏东坡只请求拨米二十万石。那项计划也很简单。杭州本为产米地区,每年只须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杭州仍然很殷实,能够付得出那个米额的价钱。如蒙允许保存一部分米,杭州可以改缴同值的绸缎银两。他只盼望朝廷准他们留下一部分充做皇粮的米,转到当地谷仓,也就可以了。
同时,在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另一次狂风暴雨突发。在二十四日,雨少停,但是当夜又倾盆而至。苏东坡无法入睡,次日清晨,写了“浙西灾伤第二状”。在西湖地区,灾情益形严重。皇太后会对他前一道表章立即批示吗?官差邮政制度还不坏,由杭州到京都,邮递二十天可到。八月初四,太后收到苏东坡的第一道表章,立即办理。照惯例,表章由中书省转到户部,请求在半月之内做一报告。二十天后,在八月二十五,公文到达苏东坡手中。从那份公文里看,他那第一状中催请立即处理的那段最重要部分,已遭删除了。他立刻上文户部,请求联合调查,又要求那些认为不致有饥荒出现的人,应当签署保证文件。
由八月中旬,另一次暴雨又下个不停,情况比以前更为可怕,在九月初七,苏东坡请拨的米由二十万石提高到五十万石。这些米是预备稳定粮价的。即使朝廷每个赔十文钱或一石赔一百文钱,朝廷全部的损失也不过五万缗。他恐怕饥荒真正到来,那时朝廷即便花上十倍或二十倍的钱,还不能救那些饥民呢。这番请求蒙皇太后批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官僚总会有办法把圣旨变成一张废纸的。苏东坡还有现款在国库,问题不是何处去提款,而是何处去买米。商人都在囤积居奇,待高价而沽。在苏州,米价已经每个涨到九十五文。苏东坡说要买米,但是买不到多少。他也不过这儿买到三千斗,那儿买到三千个,如此而已。邻近地区的官员,因为价高,不愿买米。苏东坡认为官方应当到市场去,付出商人提出的价格,准备赔钱卖出。
时间已嫌不足,再过几十天,新收的稻子也快卖光了。情况还是很坏,甚至邻近各地也是一样。苏东坡在失望之下,在九月后半月,又修一道表章,请求朝廷命官员在河南安徽买米,储存在扬州,以备在饥荒来临时发与湖泊地区的灾民。他的计划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万一不需要,仍可再运往京都。杭州则可以用同等值的钱货代替每年的供米。他的所请,又蒙批准,皇太后为此办法拨了一百万贯钱。东坡在第三道表章的附奏中说:“今年灾伤,实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乐检放。只如近日秀州嘉兴县,因不受诉灾伤词状,致踏死四十余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处,以踏死人多,独彰露耳。”太后若信赖官吏的报告,永远不知实情。他提醒太后,前朝曾有五十万人饿死,因为有钱无米。“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百万拨款的结果是这样:钱是在,但是没有买米。他的五十万石米也被人剥夺了。苏东坡和朝廷算账,官方坚称三十七万石米已经拨下来。苏东坡坚称,在三十六万石之中,元佑四年的二十万石,不应当算在元佑五年份内,而且他上表呈请时十六万石已经在官仓之内了。接到圣旨说拨款若干是一件事,能通过官僚的手脚又是一件事。他在对抗官僚的长期作战中,曾写信给好朋友孔平仲说:“呜呼!谁能稍助我者乎?”
苏东坡的计划是在那年冬天出卖官米。果不出他所料,米价飞涨。冬季一到,他开始出卖官仓存米。但是在元佑六年(一○九一)二月,他被调离杭州,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他离杭州时,所做的事尚未完成,他写信给继任的林太守,请他与所有的有关官员联系,以做决定。他告诉林太守,在前一个月,他曾经请求保留朝廷的五十万石贡米,林太守应当暂时保留此米。林太守以等待前任苏太守最后上朝廷表章的批示为藉口,当然可以将解来进京一事安然拖延一段时日。那批米如不急用,到六月再送出,也不算太迟。
苏东坡在赴京途中,顺便看看苏州及邻近各地的洪水灾区,以便与各省同僚会商办法。他发现整个地区尚淹没在水中,因为洪水尚未消退。那时正是春天,农人还希望水能及早退去,以便春耕。农田之在低处者,显然无望,在高处的农田里,他看见老翁与女人昼夜忙于往外放水,以人与天气对抗,似乎并无把握。因为雨还在继续下,刚刚淘去些水,不久水又满了。饥荒已然来临,人民开始吃稗糠,平常都是喂猪吃的,现在与芹菜或其它等青菜混合煮食。由于缺乏干柴,人民只好生食,好多人因此患肚胀。苏东坡在表章里曾说:“是臣亲见,即非传闻。春夏之间,流殍疾疫必起。”
苏东坡去了,饥荒来了,人民多病饿而死。真难以令人相信,苏东坡到达京都后,竟遭弹劾,说他夸大灾情,“论浙西灾伤不实。”而救百姓于饥饿竟成为政客打击他们惧怕的敌人,使之失势的题目了。就朝廷而论,京都之内自然没有饥饿问题。湖泊地区也还有半数人民尚未饿死呢。那一年,苏东坡回到京都附近的颖州,就要看到长江以北的难民,为饥饿所迫,离乡背井,跋涉五百里,到达他的治下地区,他就要看到那幅饥荒难民图了。但是元佑六年(一○九一)五谷歉收的恶果还在后面,次年的饥荒就成了大灾大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苏东坡单枪匹马只身奋斗,打算改革吏治,他算失败了。他看到一次饥荒将至,他要朝廷预做防备,在这一方面他没有成功。不过,由于他奋战不懈,对抗下两年的阴惨的鬼影,他是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中救了出来。据苏东坡说,几百万人民已遭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