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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的沉浮，从一开始，真正的导演就是上层的这种权力斗争。平定江西后，张、杨同具揭帖，桂个人单具揭帖一致反对阳明入阁。阳明赴广西，杨与桂谋，他势必成功回京，张璁、黄绾还得推荐他入阁。于是让他巡抚两广，把他铆死在那里。有时加官是带锁。黄绾、方献夫等王门学生的存在也是他们必打掉阳明的动力。一查禁王学，他们就在皇帝面前成了伪学之士。否了阳明的事功，才能否了他的学说，否了他的学说，才能扫除列于宫廷的这些张狂的家伙。

嘉靖八年春二月，嘉靖郊游，桂萼密上揭帖，揭帖的内容还是那一套，什么擅离职守，事不师古，言不称师，立异为高，非议朱子，伪造朱子晚年定论，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悖谬弥甚。但平叛捕盗，功有足录。宜追夺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

喜不常居而怒则到底的嘉靖大老官，大怒，将桂萼等人奏本下转各部，命廷臣会议该定何罪。此时黄绾等阳明的学生被排挤到南京或说不上话，望风承旨的众臣自然以皇帝和阁臣的意见为意见，最后的结果就是：夺伯爵，禁邪说。事实上等于想将阳明的事功、学说都一扫光。

孙中山死后有副对联，大意是：举国哀痛，举国愤恨，若分清哀痛和愤恨是些什么人，便愈见先生伟大；　毕生功业，毕生学说，若分功业与学说是两件事，便非我党精神。

庶几可移赠阳明乎？

２．　悟透之后须物化

阳明走的问心无愧，他已经将各种问题都处理停当，暂时不会有任何变乱发生。他觉得自己的一系列措施夷夏交和，公私两便，都是保治安民的良方。若有能理解其含义的人好好奉行，必能长治久安。可惜朝廷不用人才，有治法而无治人，则百姓倒霉，国家生事，他们风光而已。只要有良知就能判断谁是人才谁是庸才，他们的良知哪里去了呢？怎么才能给予他们良知呢？

阳明想除了普及我的学说别无良策。他又报病给山阴的学生写了信。对龙山中天阁的讲会能坚持下来表示欣慰。他大概预感到他死而不亡就要靠这种有组织的讲会了。一种思想不是它一产生，只要正确就能光照人间，还必须靠学生去广泛传播，必须有稳定、持久的教化方式才能大行于天下。悟透之后须物化。他能运用的方式就是讲学、办书院，改造旧书院。别看他嘴上说他的学说一人信之不为少，天下信之不为多，但他还是为拯救世道人心而不遗余力讲学、办学。《明史》卷２３１载：在王阳明的带动下，正德、嘉靖之际，“缙绅之士、遗佚诸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连淡泊的湛甘泉还走到哪里都大建书院以祀他的老师陈献章呢，他当然是为了扩大江门之学的影响，以补救白沙学门孤行独诣、其传不远的遗憾。这也表明建书院已成“形势”。

客观的说，起脚于弘治年间的阳明是赶上了开发搞活的年头，弘治广开言路，正德不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有了点多元共生的空间和张力。纯粹隐居求道的模式再也不会成为终南捷径，反而会湮没不闻。然而连孔子都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

讲学、讲会、书院是社会行为，不在官僚体制内运转，就其本质而言是可以不依赖权力系统的栽培，可以不靠行政力量就能推行起来，是可以依自不依他地发展壮大的。尽管有权能够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但那是量的问题，不决定事情的本质。王学的流行不靠科举考试等权力渠道，而是靠祖国各地的学生奇Qisuu書网，以及到各地去做官的学生。但能保持学魂与否不看官大小，而看其学的深浅精粗。

阳明的贴身大弟子，王艮是个不识字的灶丁，不可能参加科举走仕途，但他的泰州学派是推行阳明学最有力气的一支。钱德洪、王畿虽都当了几天小官，但他俩私语：当今之世岂是你我出仕时！遂很快退出官场，以在野的身份讲了三十年、四十年的学，而且无一日不讲学，周游着讲。一边当官一边讲学的，当了官又退出来专门讲学的更多，如刘君亮、聂文蔚、何廷仁、黄宏纲、邹守益、罗洪先、欧阳德、程文德，他们在广建书院和长期书院讲学的实践中，成为阳明学派的支派领袖，他们在政治、学术上的地位和影响，使阳明学以书院为中心向全社会推进。

有明一代的书院约有１２００余所，大多兴起于正德至万历年间，其中最著名的是稽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稽山书院是阳明创建的“母鸡工厂”，明中晚期霍霍有名的学派领袖多从此“黄埔”出身。阳明在江西时有意大力将白鹿洞改造成讲心学的基地。阳明赴龙场时，路过长沙，在岳麓书院住过，后来阳明的弟子季本将岳麓改造为阳明学为主导学术中心。那是在嘉靖十八年，作为长沙知府的季本，不顾刚刚颁布的禁毁书院令，大力修复岳麓书院，并亲自登坛开掘讲官方正在禁毁的阳明学，尔后不断有王门高足主教岳麓。东林书院以反王学末流、恢复朱子学为号召的，这证明了王学的影响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推动了真王学的进步革新，日本学者就认为是挽救了王学。这是中国异端发展主流这一通则的又一次显现。而且诚如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所说的：“东林言是非、好恶，其实即阳明良知、立诚、知行合一之教耳。唯环境既变，意趣自别；激于事变，遂成异彩。若推究根柢，则东林气节，与王门良知，实本一途。东林所以挽王学末流之蔽，而亦颇得王学初义之精。”大哉斯言！

嘉靖十一年，大学士方献夫为抗议桂萼学的禁毁，公然在京城联合学派同仁「多是翰林、科道官员」４０余人，定期宣讲阳明学，聚会的地点为庆寿山房。十二年，欧阳德、季本等在南京大会同志，讲会地点或在城南寺院，或在国子监，使阳明学呈现继兴气象。除了前面提到的王门书院，尔后的书院、精舍、祠堂真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及全中国，较早的如十三年在衢州「今金华市附近」的讲社，分为龙游会、水南会、兰西会，是王门各种讲会的先声；贵阳的王公祠。十四年，九华山的仰止祠。十五年，天真精舍立了祀田，如寺院的田庄。山阴的新建伯祠、龙山的阳明祠、南昌的仰止祠、庐陵「今吉安」的报功祠都是纪念堂、讲会地。秀水文湖的书院、永康寿岩的书院，还有混元书院「青田」、虎溪精舍「辰州」、云兴书院「万安」、明经书院「在韶关」、嘉议书院「在溧阳，刻印了阳明的《山东甲子乡试录》」、新泉精舍「在南京大同楼」。建祠堂的还有龙场、赣州郁孤山「在郁孤台前」、南安、信丰、南康、安远、瑞金、崇义、琅铘山。尔后再传弟子建的书院，有名的是耿定向、罗汝芳在宣城建的志学书院。

各种讲会更是不可数计。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还有泰州的心斋讲堂……．．

诚如顾炎武所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年之久，古有之矣，王夷甫「弼」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阳明」之良知矣”「《日知录》卷１８」。明人王世贞说：“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自嘉靖、隆庆年间以后，几乎没有笃信程朱的了。上至达观贵人，下至工商市井，竞相讲学阳明学。他要取代朱子的少年心愿变成了现实，他要成圣的志向也变成了现实。他真不朽了。

明代发生过四次全国性的禁毁书院事件，前三次都是针对心学的。嘉靖十六年为打击阳明的邪学；嘉靖十七年，严嵩反对自由讲学，借口书院耗财扰民而毁天下书院；万历七年，张居正主要为打击泰州学派等王学的支派而禁毁天下书院。第四次是天启五年，魏宗贤为打击东林而禁毁天下书院。

然而每次禁毁差不多都是一次推动，明代已不同于以往，已有了“社会”，已非只有官方之国家。在野的力量已成为相当可观的自主集团。王学的流传主要在社会。以王学异端的姿态发展了王学精义的东林，则起于山林，讲于书院，坚持于牢狱。并能赢得全社会的同情，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东林领袖肯定阳明之学是圣人之学，但认为阳明之教不是圣人之教。肯定阳明，否定王门后学。因为王门后学既无阳明万死一生的实际体验，又无阳明的天才，故失去孔子之真精神。他们也有认为阳明起脚于道士的养生，格竹子路子就不对，尔后也没往对里走，在龙场悟得的也是他的老主意，以后就以“格物在致知”来对抗朱子的“致知在格物”；就算是格物在致知，也应该在致善，而不该滑到无善无恶上去，一旦以无善无恶为教，就势必导致天理灭绝，只变成了养神。再说王学末流的讨厌程度与东林末流的讨厌程度都出后人的意料。明代人的气质是很有共性的，有人称之为戾气，庶几近之矣。在粗枝大叶的外国人看来，什么理学、心学；东林、阉党都是东方学。

阳明获得官方的最后、最高的认可，到了万历十二年，由毫无心学气质的古板宰相申时行提议将两路心学大师陈献章、王阳明入祀孔庙。起因在于万历皇帝觉得阳明学与朱子学“将毋同”－－“王守仁学术原与宋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老申的论证很简明，先排除说他们是伪学、伯术的胡说－－“原未知守仁，不足申辩”，再说立门户，他说宋儒主敬主仁也都是立门户，阳明的致知出于《大学》，良知出于《孟子》，不能单责备阳明立门户。第三是所谓心学是禅宗的问题，他说必外伦理、遗世务才是禅，而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再说怕崇王则废朱也是不对的，朱子学当年不因陆九渊而废，今天会因王而废了吗？他以上的论证都是相当常识而平庸的，最后他说出了崇王的必要性：“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实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览洽闻而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沉痼，久矣！”让阳明入祀孔庙，就可以让世人明白儒学之有用，实学之自得，大大有功于圣化。还是因为推崇王学有实用价值。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王学的确是能满足时代需要的好东西。因为老申没有为王门竖旗杆的义务。他倒有点我大明入祀孔庙的只有一个薛　，不足以显示文运之盛，这样虚荣心。－－至少是在利用皇帝的虚荣心。

万历皇帝曰“可”。于是，阳明从形式上也成为他一向为之奋斗的圣人。入祀了孔庙就算正式的圣人了。

《春明梦余录》卷２１讲将王、陈，还有胡居仁从祀孔庙时，回顾了当初朝野对阳明的审查、批判。当时有人觉得赏阳明个伯爵只是一时之典，但让他入孔庙是万世之典，断断使不得。重温了当年嘉靖对阳明的严厉申饬：放言自肆，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都察院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然后，又点明为什么当时严厉申饬，今日「即申提议时」入祀，却无一人言及，因为良知之说盛行了也。这也是申时行说王学有用的缘由。

自然入祀之后还是可以再踢出来的。这种人工的纪念碑不如心头的纪念碑长久。

３．巨星陨落

阳明不知道身后的这些时毁时荣的麻烦事了。人都只能活在现实的感觉中，活着时的小事也是大事，死后大事也成了小事。

他给皇帝上了乞骸骨的奏疏之后，就慢慢地往老家走，他还想在韶关一带等待皇帝的命令，但他在南宁就添了水泄，日夜不停，两脚因长疮而不能站立，致命的是肺病，他年轻时脸色就是绿的，思田之行，虽不费心却费力，关键是水土气候成了催命鬼。后人研究他可能是肺癌。

他坐船沿水路往回绕。还是不断地回信，解答学生的修练心学的疑难，帮他们找那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微妙之处。如聂豹问怎样才算勿忘勿助？因为一着意便是助，一不着意便是忘。阳明的办法是先破后立。问，你忘是忘个什么，助是助个什么？然后说我这里只说个必有事焉，而不说勿呜勿助。若不去必有事上用功，只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只做得个沉守空寂，学成一个痴呆汉。事来，便不知所措。这是最可怕的学术误人。

他在离开山阴之前，与周冲很深入的阐述了“致良知便是择乎中庸的工夫，倏忽之间有过不及，即是不致良知。”关键看立心有差否，必须“正感正应”。有些意思只要晓得便了，不能张皇说出来。生铜开镜，乃是用私知凿出。心法之要，就是执中。而且讲得圆活周遍，到那耳顺处，才能触处洞然，周流无滞。不然则恐固执太早，未免有滞心。“以有滞之心而欲应无穷之变，能事皆当理乎？”工夫若不精明，就难免夹杂、支离，自己把自己搅糊涂。再好的意思一旦耽着，就僵化，就有病。如邵康节、陈献章耽着于静观，卒成隐逸。向里之学，亦须资于外。「吴昌硕保留的阳明与周冲的讲学答问书，是阳明晚年化境的体现」。

几乎可以说，后学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他都预料到了，也想对治之。但他象任何圣人一样不是万能的。现在他的大限已到，他坐船在漓江上航行，路过孤峰独秀的伏波山时，对素有“伏波胜境”之称的美境无大感受，他只勉力进伏波庙去朝拜了一番，因为他十五岁时曾作梦梦见过这位对付少数民族而立功的西汉马援将军，他觉得这预示着他必定得来这蛮荒之地平定变乱，以了结这段宿命故事。他和他的学生都是很信命的。此时，他觉得眼前所见与四十年梦中所见一模一样。

他还题诗两首，说自己不能社会危机非常惭愧。而且“胜算从来归廊庙”，不要谈自己的贡献；不用杀伐建立起的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上古的感化原则才令人向往呢。

路过广东增城时，他硬到湛甘泉的老家去瞻仰了一番。想念了十来年了，终于了结一桩心事，“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这个人就是这么重情。

最后的活动就是到在增城他的五世祖王纲的庙里去祭祀了一场。王纲来平苗族的变乱，却死于此地，而朝廷待之甚薄，他儿子把他的尸体背回，发誓不再为皇家卖命。现在阳明没死在战场，却同样死于战事，朝廷待之更薄，成功不赏，反而一撸到底。诚如徐渭所说，就算他的心学是伪学，也不能因此而不赏他的战功呀。随时利用各种借口达到自己的目的，是狼吃羊的通用逻辑。不计大功单盯着小过，是老板们的习惯。湛甘泉说这是阳明子命该如此。其实命不命的就是有人盯着你没有！明代的流氓皇帝个个翻脸不认人，张居正还被抄了家呢。王阳明若有钱也可能被抄家的。

他一来弱体难支，二来确实是在等待圣命下来。所以不管坐船也好，坐车也好，他都日行五十里。多亏走到哪里，都有学生前来伺候。走到梅岭，他呼吸愈发困难，他对学生、广东布政使王大用说：“你知道孔明托付姜维的故事吧？”

王大用含泪点头，不敢深说细问，他立即找木匠来做棺材，早已准备好了棺材板，只是觉得不吉祥不敢做。他领着亲兵日夜护卫。棺材做好，皇命还没下来。

阳明硬撑着，坐上轿，踏上驿道。王大用他们前后护拥着、扶持着，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