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补药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样子。
我爸跟我说:“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养一养。”补了句:“十个,十个死。”
我吃一惊,说什么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医院没法治了,来这儿找点希望的。”
他说了几个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离河近,离厂近,他问了一下,都是农民,直接抽河里水浇地吃粮,“这几年,特别多”。
我问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厂?”
“找谁呢?河和空气都是流的,谁也不认。”
二〇〇六年采访孝义的市长,他白皙的四方脸,西装笔挺,不论什么问题,总能说到市里的整顿措施。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这么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我们对着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
老郝靠床上冲着我笑。
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着导演去。”
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节目没播成。
无以解忧,我们几人约着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对老郝和老范说,我老有强烈的童年感觉。老郝指着那些乱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缤纷的荷塘,笑我:“你们山西能有这个么?”我刚开口“我们在旧石器时代……”她们都笑得稀烂。唉,说不下去了。
汾河边的丁村人文化遗址,从我家骑车十几分钟就到。馆里有文字标明:“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里生存,汾河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砂地和禾草草原。当时的河湖沼泽里长满了香蒲、黑三棱、泽泻……水边草甸上有蒿、藜、野菊,东山坡上是落叶阔叶树木,栎树、桦木、椿树、木樨、鹅耳枥……”石炭纪时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万年来的枝叶和根茎堆积成极厚的黑色腐殖质,地壳变动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时候,人家在汾河挖沙盖房,一挖湿河沙就有人来我家送龙骨,是一味中药,我爸说是沙里挖出的恐龙化石,用来止血。拿小铁锤在生铁钵砸开,一小段一小段竖纹的细条骨头,里面全是蜂窝样的小眼,吸湿力很强,干完活我们姐俩常把一根雪白的骨头粘在嘴唇上,晃荡着跑来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