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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偌大一头牛,对当时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的战士来说,简直是座小山,任凭你费多大的劲,也没办法把它弄回营地。彭富九用枪上的刺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割下一条牛腿。牛的大部分,只好留在山上。没有粮食害人,有时候有了粮食也害人。彭富九一个战友,还是他的老乡,有一次不知道从哪里幸运地弄到老百姓埋着的一罐子青稞,拿回营地,用脸盆炒了满满一盆,大家凑上来,战友就给每个人分了一点。随后,自己躺在大门板上吃,睡着了还在吃。炒的青稞,吃了以后要喝水,一喝水青稞就会发,肚子就要涨。到第二天要出发了,彭富九到处找不到那个战友,最后他看到那个战友正在爬树,还告诉彭富九说,自己涨得不行,想消化消化。彭富九说,我们要走了,你要不行就骑我的马吧。彭富九还特意关照马夫,叫马夫一定要把那个战友带回营地。那天部队行军六七十里地,而战友在半道就撑死了,马夫把他绑在马上,驮回了营地。那时有句口号是:一出门,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彭富九是独生子,他参加革命以后,家里房子就被敌人烧了,父亲和姐姐给敌人抓了,在家里没有什么,不可能回去,不可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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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九

东方卫视创意总监主持人骆新

采访彭富九的时候,正赶上全国许多电视台热播一部电视剧《暗算》。而创作这部小说的成都作家——麦家,就曾经是一名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军人。对于那个外表是植物研究所、实际上是某情报部门的“701”的描述,我相信,麦家肯定是取材于位于北京香山脚下的总参某部。因为与这个军队系统中最神秘的“深宅大院”毗邻而居的,恰好就是中国植物科学研究院。如此逼真的环境,使我不能不相信,我的校友柳云龙所扮演的“特工安在天”,随时都会出现在我面前。而我要采访的彭富九,难道不就是某种版本的“安在天”么?作为总参某部的前任部长,彭富九虽已年逾九旬,但依旧保持着“特立独行”的军人威严。在我采访的所有老红军中,他是惟一拒绝别人搀扶、独立下楼的老人。不过,我倒是没有看出,他身上存有多少“神秘”的色彩。倒是他的儿子,已经四五十岁的彭洪亮,在采访前,频繁地与我们面谈,希望我们能设计出比较周密的采访提纲。据他说,老爷子脾气很怪,与记者交谈,常常会“话不投机半句多”,遇到历史上说不清楚的事情,他会停止描述,坚决不扮演“捕风捉影”的角色。彭洪亮说,老爷子身体不大好,按照惯例,他只能每天讲一个多小时的话,然后就必须吸氧休息了。但是,在与我一次对话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彭富九,精神却表现出惊人的矍铄。他的讲话虽十分严谨,仍不乏亲和。他的听力非常敏锐,大概是多年做收发报工作所锻炼出来的能力(对《暗算》中关于“瞎子阿炳”的神奇听力的演绎,他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夸张,凡在我军从事过机要电报员工作的人,其实都有这种本事),手腕也很灵活,听说我也是军人后代,小时候还学习过无线电发报,他的精神头马上就来了,搬出一个小型的直流发报练习机,“嘀嘀嗒嗒”地为我演示了一段他娴熟的手法。据他自己讲,他每天都要用这部发报机“锻炼”,延续着自己对往昔的回忆、精神和身体的活力!也许,当年为了一句“一天能吃四顿饭、还能听戏”,就被“忽悠”到了机要部门的彭富九,做梦也想不到,长征途中,他所在的情报部门,会遭遇到那样巨大的压力。作为红2、6军团的大脑和神经中枢,他们就是决定一支部队生死的前哨,这些红军情报人员,不但要背负者沉重的设备、忍饥受冻、一路狂奔,即便大军驻足,他们也不能有片刻的喘息:既要联络自己的部队,还要侦听敌人的电台。他们要支撑着整个红军的指挥系统,自身也遭遇着无数次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这支小部队,可以说承载了当时红军最尖端的设备,他们是技术型人才,一方面,能受到自己人拼死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会受到敌人致命的诱惑——他当年的“同志”,就有好几个中途叛变投敌!我问他,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彭将军的回答,很坚定:我有信仰!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彭富九的记忆力超群。他所说的许多人名、地点、时间,很少有错舛。对于情报机要工作的重要性,将军陈述了很多,但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恰恰是西路军的“出师未捷”、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军委震怒:为什么敌人“马家军”的来往电文,我们竟然都没有破译出来?经过调查,才发现是我军委二局(即总参某部的前身)一个干部、想要争破译之功,但自己破译不出来,导致积压了大量电文。刘伯承仰天长叹:“那可是几万条红军将士的生命啊,这是犯罪啊!”做情报工作,最重要不是技能,而是人格。而优秀的人格,则源自于对伟大事业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征,乃至以后的峥嵘岁月,彭富九将军都经受住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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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送儿子当红军

王定烈的家乡宣汉县位于四川东部,背依绵亘千里的大巴山,浩浩长江从这里滚滚东去。在距宣汉县城西北90余里的山垭口,有个得胜场,方圆十几里,几百户人家都姓王,是明朝末年“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孝感移居此地王姓人家的后裔。要说起来,王家在当地也曾是个大家族。不过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王定烈出生的时候,他们家已经十分贫寒了。民国七年阴历十月二十日(阳历的1918年11月15日),王定烈出生在得胜场下王家屋。王定烈的父亲王乐道,属于“永万道大”的“道”字辈。他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是个典型的农民,靠力气辛辛苦苦地养活着十个儿女。王定烈的母亲曾正秀长得很漂亮,一双秀眼仿佛能融解一切灾难。母亲是他们的顶梁柱,开荒、种地、挑水、养鸡、纺纱、织布、编篓、编筐,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王定烈几乎不记得母亲有时间抱过他,甚至没见过母亲在床上躺着歇息过,总是整日整夜不知疲倦地劳作。王定烈是拽着母亲的衣襟在田间长大的,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帮母亲摘豌豆、剥胡豆、采黄花。王定烈再大些的时候,和许多穷苦孩子一样,当上了放牛娃,赶着健壮的牯牛徜徉在青山绿水间。母亲是王定烈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的启蒙老师。在山区的妇女中,她是“博学”的。这是因为她的两个弟弟见多识广,大弟弟跑过买卖,二弟弟识字断文,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母亲的脑子里也装满了“杂学”。无论忙闲,王定烈总要缠着母亲讲上一段“三国”、“水浒”或是“岳王爷抗金”的故事。10岁那年,王定烈也终于得到了上学的机会。那年,王家家族中,有富裕的家庭请了一个私塾老师。按照中国传统,这样的私塾,也接纳同一家族中读不起书的孩子。当然,私塾的教材,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第二年,王家家族中一个叫王执中的人回到了家乡。在外闯荡了大半辈子的王执中有个梦想,就是重拾王家过去的辉煌,中兴家族。于是就在家乡办了一个初级小学,王定烈开始在被大家叫做“洋学堂”的初级小学读书了,并深受王执中的器重,甚至被寄予“中兴”王家大业的厚望。而王定烈也很争气,不但在初级小学读书成绩好,到了他14岁小学毕业,也就是在 1932年,王定烈考上了离家15里的岩门场初级小学,第二年转到70里外的蒲家场第五高级小学上学。幸运的是,王定烈考试都在前三名内,免交了每学期两块现洋的学费。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川东组织,就组织起了一支革命武装——“川东游击军”,农民协会也在秘密地组织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慢慢地传唱开来。而在王定烈读书的蒲家场第五高小里,有许多教员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所以小小的王定烈已经从那些教员中了解了不少革命的道理。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越过大巴山进入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军阀田颂尧节节败退,红军胜利的消息越来越多。11月初,红军“扩红”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一下子传遍了方圆数十里的地方。15岁的王定烈在母亲的欢喜与忧虑中参加了红军,成了由川东游击队改编成的红33军的一名战士,一名“红小鬼”;开始了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没想到,参军后的王定烈,仗还没有打几次,却碰上了张国焘的“肃反”运动。一时间部队里官兵人人自危。因为识字,十几岁的孩子王定烈也被叫到团部审讯,开口就问王定烈为什么识字,王定烈结结巴巴,刚刚说了句“我妈妈……”,就被审讯者打断,认定王定烈母亲是靠剥削压迫得来的钱供王定烈读书的。于是,王定烈被关了起来。幸好第二天33军的军长和政委赶到部队说明缘由,王定烈和其他战士被释放。随后的1934年和1935年,王定烈随着部队转战巴山蜀水,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剿”的进攻。1935初,红军主力发动了“陕南战役”,连连攻城略地。随后,四方面军又准备西渡嘉陵江,但这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到达贵州的消息,为了和中央红军在川东会师,于是四方面军又回师川东,准备攻打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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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后卫”部队

就在四方面军将士士气大增的时候,张国焘又出来“捣乱”。这个一贯“左气”十足的人,认为中央红军退出江西,苏维埃运动受到严重打击,革命已经面临低潮。一下子变得“右”字当头,不顾川陕军民经过数年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竟然要自动放弃川陕根据地。当年4月份,红四军开始往西撤退,一直向西,渡过嘉陵江。在嘉陵江边上,王定烈看见川陕省苏维埃也在大搬家,党群领导机关、兵工厂、医院都已经撤到了嘉陵江西岸。部队离开嘉陵江,经过江油、中坝、茂县,渡过岷江,且战且走,6月到达理番。不久就和一方面军会师,又传来“两河口会议”的决策:红军北上抗日!王定烈所在的部队99师,在红军撤退时,一直担当后卫掩护任务,现在大部队北上,99师还是后卫,部队沿岷江节节抵抗,掩护主力进入草地。99师进入藏区后,开始准备过草地需要的粮食。9月12日,军部下达了撤出阵地向草地开拔的命令,但到了中午,副军长又匆匆赶到部队,说总部来电,撤销北上计划,准备南下。原来是张国焘搞分裂,拒绝北上抗日。为了掩护主力的侧翼,99师在阵地上又坚守了几天,才看到已经过了草地的部队,疲惫地从草地又折了回来。

1945年11月,王定烈在桐柏与战友合影

后排左起:常志义、杨劲、王定烈、刘醒亚、徐景林就这样,四方面军边走边打边打边走,到后来部队大量减员,每个团的人数都不足千人,只好合并建制。1936年3月,99师并入红5军,“川东子弟兵”红33军从此取消番号。王定烈所在的295团并入红5军15军43团,团长由15师师长兼任,叫郭锡山。7月,红五军为右纵队,再次过草地。一年前,兄弟部队就从这里经过,路上仍时时可见累累白骨。王定烈和战友一边行军,一边组织“收容队”掩埋遗骨。就在此时,18岁的王定烈自己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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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烤”治好感冒

因为一直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一天,王定烈突然感到胃痛,四川的土话叫出“羊毛疔”。怎么办呢?要是掉队,要么倒下起不来;要么被反动武装杀死。王定烈一开始还挣扎着走了几步,但每走一步,都像万箭穿心。渐渐,王定烈坚持着也无法迈步了。忽然,王定烈想起小时候,曾看见家人治疗“羊毛疔”的土办法。于是,王定烈从军帽上取下一根针,把胸口处的皮挑破,把里面一根筋跳出来,掐断了,让里面紫黑色的血渗出来。不知道是奇迹还是纯粹的精神作用,王定烈的“羊毛疔”被治好了。治好“羊毛疔”,王定烈能够勉强跟上部队了,但王定烈又感冒了,那天他赶不到宿营地,在山坡上睡了一晚,第二天继续赶路,他虽然赶上了部队,却因此得了重感冒。其实他的团长郭锡山那里有药,就是不给王定烈,后来看王定烈的病一时好不了,竟然想借故战斗紧急,机关责任重大,把王定烈甩掉。当时病得很重的王定烈,因为走路相当艰难,就拿一根绳子,把自己和马绑在一起,让马拖着自己走。于是团长就把那根救命绳子割断,把王定烈抛在路边。幸好,政委赶上来,救了王定烈。更加幸运的是,随后部队被困在了一条大河边,原地滞留了两天。政委和马夫小马生起一堆火,把王定烈抬到火的附近烤。大火烧得王定烈声嘶力竭地痛叫,但出了一身身的汗,把王定烈的感冒治好了。过了草地,部队到了哈达铺。哈达铺是个小镇,有买食品的地方了。王定烈手里有一块光洋,看着食物,王定烈把光洋掂来掂去的,还是舍不得。这时帮王定烈烤过火的小马跑来,一把抢过去,说大难不死,不吃等啥?哪天一命呜呼,想吃也吃不到了。于是拿了一块光洋买了一个锅盔(烧饼),和四个战友分了。

悲壮西行路

这年的12月,红5军通过了西(安)兰(州)公路,在定西县华家岭宿营,第二天一早,就遭敌人第37军和第3军攻击。凭借着兵力、火力的优势,在飞机的掩护下,敌人进攻凶猛。红军奋力死战,副军长罗南辉被敌人炮弹击中,壮烈牺牲。撤出战斗,红5军向会宁城前进。半道上,王定烈看见司令部驮行李的白马,站在路边发出苍凉的嘶鸣。走近看,五六十个战友全被炸死了。他们是团直非战斗人员,早在拂晓前就比大部队领先一步开拔。在牺牲的战友中,王定烈看到了马夫小马。小马的脸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那天“烤”王定烈时,小马手上烫的伤也还没有好。站了一会儿,王定烈牵了白马继续前进。走了不知道多少时间,因为白马已经负伤,再加上驮了重的东西,一下子就倒地了。王定烈把马背上的东西背到自己身上,那些东西,不但有全团的文件箱,还有全团的生活费啊。王定烈就这样背着这些东西,向北走,向北走。紧接着是这年的11月初,中央军委决定,要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夺取宁夏,建立宁夏根据地。但在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当时,向西渡过黄河的只有红30军、红9军、红5军和总部直属部队,共2万1千多人。11月10日,传来命令说,部队更名为“西路军”,做好准备,夺取凉、甘、肃三州,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然后再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线路”,以取得苏联的援助。于是,西路军独自向河西走廊挺进,也开始了与西北军阀马步芳武装浴血拼杀的悲壮历程。1937年3月14日,是西路军历史上重要的一天,也是王定烈记忆中最为难忘的一天。那个时候,西路军两万大军只剩下不足3千人。王定烈原是红33军265团团部文书,红5军在高台县溃败后,番号从此撤消,43团与红30军的268团合并,他下到5连2排当战士。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进入祁连山。马家军一路追杀,掩护红30军入山的红9军几乎全军覆灭,30军87师也大部拼光。1937年3月14日的上午10时许,敌人占领了268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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