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人说:“这陛下性情倒是极其仁善,我看是个礼贤下士之人。”
王启背过手:“仁善之人,如何在乱世立足?”
萧彧将从王启那儿得知的信息传达给闵翀和萧繇,两人便以此为线索,又通过与林鸿接触,开始筹划起来。
闵翀派人假扮北方粮商,来广州买粮,先是接触了林家,后来又找到了陈家,两相对比,决定还是买陈家的粮。
陈家正因为陈利的事顾虑重重,想要处理一批粮食,恰好这批粮食便是城北粮仓本来已经被烧掉的那批官粮。
正在交易的当儿,萧繇领兵过来,人赃俱获,并且从陈家粮仓里起出来八十余万斤官粮。
萧繇分别审讯了羁押多时的陈利和陈家家主,这两人事先没有通气,供词驴唇不对马嘴,漏洞百出。
萧繇连吓带骗,最后这两个人终于扛不住压力,承认是用陈家的旧粮换了官府的新米。
差不多同一时间,经过不懈努力,赖峰终于也从陈利的一名随从那儿找到了突破口。
那个家伙在赌场输光了钱之后,去勒索陈利的儿子,被赖峰逮了个正着,供出来两名守卫就是他杀的,而指使他杀人的便是陈利。
陈利以陈家发霉的米换取了官府的新米,为了不暴露其行踪,放火烧粮仓,杀了两名知情的守卫。假公济私、知法犯法、杀人偿命,数罪并罚,陈利被判处死刑。
陈家蔑视王法、贪污公粮,数额巨大,除没收赃粮外,还要罚没家产。
陈家族长当机立断,与陈利割席,说这八十余万斤粮食是陈利本人的,不是陈家的,陈利早已从族中分家。这粮食也是陈家代替陈利贩卖的,并且连房契田契都拿了出来。
就算这八十余万斤粮食是一年两季的产量,也意味着至少要将近两千亩地才能产出。
陈家也算干脆,断腕保全家,交出了两千亩地的田契。
萧彧看到田契的时候,叹息道:“陈家真有钱啊,两千亩地也仅是他们所有田产的五分之一。这还不包括铺子、房子。”他在白沙村开了几百亩地的荒,都觉得自己是大地主了,但是跟陈家比起来,真是太小菜一碟了。
裴凛之说:“两千亩地,根本就没有伤到筋骨。不过敲山震虎的效果倒是达到了。”
萧繇问:“皇兄,这地你打算如何办?两千亩呢,还都是连在一块儿的上田。”
萧彧说:“还是征集无田地者前来耕种吧。”
百姓种地,无论官私,都是交两斗米赋税,但失去了田地的佃农,便会多一重剥削,那便是来自地主的租子。
地主的租子通常要比赋税高得多,一般的地主要求佃农除去税赋之外,余者通常都是五五分,甚至还有八九分、七三分的。
也就是说,佃农通常都是在给地主干苦力,才能勉强糊口。
陈利的案子给了广州的大族们一个信号,新帝不是省油的灯,千万别往枪口上撞,只要给抓住把柄,不死也要脱一层皮。
一时间世家大族都安分了不少,连打架斗殴的治安事件都少了许多。
陈利的案子办理完,元旦早已过了,春天也到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所有人都开始忙碌起来。
萧彧忙着准备三月份的选拔考试,还预备在广州开设学塾;裴凛之忙着练兵,争取今年之内将交州拿下;闵翀则忙着统计崖州和广州境内的人口和土地。
虽然已经取消了人头税,但对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掌握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人力是这个年代最大的生产力,军事实力也是靠人力的。
人口统计不对接直接的利害关系,倒是容易统计,可能只有某些世家大族蓄养的奴仆无法统计入内。
而土地统计却直接关系到赋税征收,世家大族通常都会蓄意隐瞒土地数量,就是为了少纳税。
所以萧彧才说要分两次丈量。一次由朝廷亲自派遣丈量班子,只丈量一村的田亩总数,一套是地方小吏组成的班子,分别丈量各家的田亩数量。
最后两边的数量最后一核对,如果数额相差过于严重,地方小吏就该撤换了。
丈量土地的人手是闵翀从军中挑选的,选拔考试还没开始,他们也是无人可用,只能用士卒。
开设学塾的办法依照崖州的旧法,统计学塾数量,官府出资修筑学塾,募集读书人当夫子。
这接二连三的政策一颁布下来,广州人也逐渐意识到,换了皇帝,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萧彧还预备从崖州请一批木匠师傅来广州修筒车,改善灌溉与舂米条件。
出了正月,便陆续有外县的读书人来到番禺赶考。城内的青楼妓馆也愈发热闹起来,颇有点古代科举赶考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