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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两周，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在冰岛附近海面执行护航任务，又驶进了德国潜艇的鱼雷射程之内。这回驱逐舰被打沉，一百名水兵遇难。此事哄动全国报界，伍迪·格思里为此写了一首叙事诗：

『他们都是谁，告诉我，他们都是谁？

亲爱的“鲁本”号可有你的朋友？』

真正的战争狂热，顿时遍及全国，可是国会山上那些孤立派依然不为所动。总统提出意见，说在目前情况下，中立法有些条文已经过时，比如其中规定美国商船除船长自用手枪和捕鲸鱼炮之外，什么武器部不准带。总统认为，应该废止中立法，另定准予美国货轮配备武器，运货到各交战国港口的法规。国会两派为此展开辩论之激烈，不亚于租借法案。政府仅以比早先还要微弱的多数获胜：在参议院多十三票，众议院多十八票。除非事态急转直下，这届国会对宣战法案是通不过的。不过罗斯福也没有拿定主意要宣战。按照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协约，美国如与三国中任何一国进行全面战争，其他两国也将对美宣战。同时，罗斯福觉得，美国羽毛未丰，还难以同时对付日本。

罗斯福和顾问们越想越是摸不着头脑。十七个月来，罗斯福想尽办法激惹希特勒，本来设想会使他那条顿脾气大发作的，可是“元首”总是忍住性子，只是略加运用而已。海军上将雷德尔两次请求希特勒批堆反击，因为美国物资源源运到英国，令人担心。他写了一张清单，说美国海军已经二十次无理挑衅，一心想挑动希特勒的感情。可是希特勒却心平气和，反叫他耐心一点，等到击溃俄国，他会“严”惩罗斯福的。罗斯福下了遇敌即击的命令后，雷德尔又提出，请求攻击美舰，否则就把潜艇全部撒出大西洋。希特勒还是摇头。他说，不久“俄国战役即将决战，”那时再放出“狼群”去收拾美国海军不迟。

总统本来希望，只要美国不避开冲突的航线，由于冤家路窄，事态必然会发展到公开交战的地步的。可是希特勒果然是审度形势的老手，只见他一忍再忍，委曲求全。在东亚方面，日本人虽则屡次受到挑衅，看样子同样也不肯上当，反而派人来华盛顿谈判。可是谈判拖廷日久，轴心国更加近于席卷全球，罗斯福觉得简直无能为力。据舍伍德后来发表的意见，“罗期福那时已经技穷了。他的锦囊中曾取出过多少妙计，而今竟然一筹莫展。”华盛顿人一般都感到沉闷，舍伍德也有同感，觉得还不如赶在圣诞前夕，到纽约去看看戏剧界有些什么新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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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末，乔思·费勒和路斯·维尔克合办的演出公司宣布，即将在百老汇街上演《海军上将的贤内助》。这是洛厄尔·巴林顿新写的喜剧，曾在市外看过试演的观众说真是风趣横生。戏里主角是一位驻夏威夷海军军官的妻子，她野心勃勃，想凭借华盛顿一位伯父的势力让丈夫升官晋级，剧情很曲折。军界滥用私人，戏里把它揭露了，所以人家说是“对海军开了个善意的玩笑。”原定上演日期是1941年12月10日，地点是百老汇剧院。

第八章　战争边缘的美国！

1940年春天德国发动闪电战期间，凯特·史密斯不断高歌恳请上帝保佑的那个美国跟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已经有很大变化，但较之70年代初的超级大国的美国还相去很远。在美国参战之前，虽则欧战已经促使它开始兴旺，但并有没有带来真正的繁荣。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就任总统后的第二天早上，《下午报》（七个月前由马歇尔·菲尔德在纽约创办的一家不登广告的报纸）在头版登了一幅衣衫褴褛的失业工人群的照片。这样的惨象，当时在美国还可以看到。当时全国失业人数近900万；在工程兴办署名下以工代赈的人近300万；黑人有30％需要救济。那已经是股票市场大崩溃之后的第11个年头了。千百万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已经完全记不得什么叫经济繁荣。他们的父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则尚未降临，年轻的一代由于需要为生存而挣扎，却早已饱经锻炼，惯于忍穷吃苦了。

国家急需大量的兵员，但兵役局的军医却说应征青年约有半数体格不及格，于是罗斯福便在1941年春召开全国营养会议，想弄清楚问题所在。会议的答案是任何福利部门里做过实况调查的人都知道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十年以来的营养不良。据1940年人口普查，全国有半数以上的儿童，其家庭收入每年不到1；500元。14的人口仍然务农，而普通农民每年只能挣1；000元。1939年秋天，托莱多市的学校竟因经费不足停课两个月。纽约曼哈顿区不少身无一技之长的人，只好拿从惨遭轰炸的英国城市布里斯托尔运来的残砖断瓦给东河大道铺地基，去挣一年832元的工资。

尽管这样，当时从欧洲来的游客还是嘲笑美国的物质文明。当然，今天的欧洲青年就不会说战前的美国人太舒服了。当时虽然农村电气化不断进展，但是34的农家仍然用煤油灯照明。就全国来说，七个人才有一部电话机，五个人才有一辆汽车；1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13的家庭没有卫生间。只要念完八年级，一般美国人就不上学了。参议员瓦格纳在华盛顿提出了健康保险法案，但是由于美国医师协会在国会是大肆活动的结果，提案没有通过。其时，5～15岁的儿童死于风湿性心脏病的最多。

全国人口是1。32亿。人口统计学家一致认为不会再有很大增长了。30年代中，职业妇女人数不知不觉地增长了50万，但是，已婚妇女就业的仍然只占17％。家庭主妇还是一面干家务活，一面收听电台播放推销肥皂的伤感的日间广播剧（最受欢迎的是《维克和萨德》）和推销商品的新歌曲节目。一支名叫《奇基他香蕉》的小调，每星期竟播唱2；700次。

那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900亿元，道·琼斯的工业股票指数徘徊在150左右。总之，美国的经济依然萧条。《纽约晚报》惟一的经济新闻记者西尔维娅·波特对通货紧缩的情况作过如下的生动描述：单身公寓房客每月房租25元；香肠面包每个五分；电影入场券每张两角；杂志大多每份一角；一顿客饭四角五分；手表修理费一般是一角；15瓶的威士忌酒卖一元二角五分；通常和朋友打赌只下五分钱的赌注。

工商界依然把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插手，工会不合作，联邦政府开支太大，工人偷懒，以及罗斯福之拒不采纳胡佛的主张，对工资和物价始终不肯进行“合理的调整”等等。但是卡罗琳·伯德提出了另一种看法，认为30年代的工商界并不真懂生意经，因为他们以为繁荣只靠华尔街的金融家和钢铁之类的所谓基础工业，而忽视了关键问题，即消费者及其所需要的低档商品和各种劳务。她指出，对“鞋子、药品、食物、肥皂、香烟、衣服，以及破汽车也不能不用的汽油等等的需求，是同人口一道增长的；汽车、卡车、汽油、电力、零售商品、洗衣、美容这些行业，总是有生意可做的”。《财富》月刊在战前的几个月里，以惊异的口气指出，有一类工业自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一直都很兴旺，这就是那些专门制造一用即扔的东西，如纸餐巾、纸杯、纸碟子、不能退钱的瓶子、月经带、避孕套等等工业。当时男人花在避孕套上的钱，多于理发。

有些商品没有放手生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家仿佛觉得，它们对人没什么好处。洗碟子原是妇女的本分，不能让她们一扔了事嘛。服务到汽车上的营业【例如服务到车上的路旁食馆、银行等。——译者】是不对头的，因为这使得干什么事都太方便了。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缺乏远见是其一），有钱人不愿意投资到超级商场、邮资总付计数器、空气调节设备、滑雪场、霓虹灯、半导体收音机、胶合板以及汽车游客旅馆这些方面。分期付款的购货方法，只有有钱人才可以用。小额账单大多数是用现金付款的，银行限制开支票来往账户，办法是要求使用支票的要有比较大的结余额。当时如果竟有银行为储户保守秘密，垫款给他们度假（“先走人，再还钱”），那就会吓坏人的，好比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在大庭广众公开出丑一样。

许多到战后使美国改变面貌的新发明，本来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有了。当时不但雷达眼看要在工程师手里完成，电视机也是如此。1939年4月30日，全国广播公司在纽约万国博览会试播电视，虽然用的是早期的“杜蒙”牌电视机，屏面很小，但曼哈顿区的人们还是接收到了图像。不过哈佛大学查尔斯·道斯教授认为电视将来不可能盛行，因为“只能在一个半黑的房间里收看，而且机器老是要有人管着。”这时荧光灯已开始使用了。正如尼龙和涤纶问世不久后纺织品就起很大变化，各种塑料很快也将代替钢、铝、锌、镍成为工业原料，制造出大至驾驶盘，小至自来水笔（后来还有圆珠笔）之类的东西。1940年春，伊戈尔·西科尔斯基【伊戈尔·西科尔斯基，美国航空工程师，因研制直升机而闻名。——译者】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机场首次驾驶直升机，有个记者说它是“稀奇古怪、状如纺锤的机器”。某杂志预测，西科尔斯基的直升机在战场上可能有用。

美国的汽车当时还没有成为后来某社会评论家所说的“令人顾盼自豪的东西”，但也离此不远了。“俄尔兹”牌车商大事宣传，说装上一个价值57元的“液压离合器”，就可以不用换挡；“林肯·泽菲”牌敞篷车宣传说，装一个奇妙的按钮，一按就可以起落篷顶。但是底特律市那些思想保守的车厂老板对这些新玩意儿却只是耸耸肩，一笑置之，正如战前最后那几个月的出版界瞧不起袖珍书店的出版计划一样。该书店的第一册平装本袖珍读物是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了的地平线》，只能摆在一些日用杂货店卖，每本两角五分。

这些新鲜事物，不管哪一项，谁只要能预测到它的发展前途，谁就能发大财。但是新的未必都好，有时缺乏先见之明倒也不是坏事。那时希特勒横行欧洲，华盛顿却在制定计划，要更广泛应用预扣税款的原则，从社会保险费到联邦所得税都在各人进款里先行扣除。1939年9月2日的《纽约时报》在第20页登出消息，说有一位名叫A·H·罗浮的研究人员向国际肿瘤会议作了报告，说把香烟里的焦油涂在小白鼠身上就会引起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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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天，人们出远门总是坐火车。上好的新柴油机车效率很高，正是时髦东西。车站上的红帽子搬运工多得很，路基保养得很好，卧车旅客——至少睡下铺的——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乘务员给你擦鞋、拎包，到该起床的时候还会轻轻为客人拉开绿色帘子。如果临走给他五角钱，他会说一声“谢谢你啦，先生”，而且是真心话。当时餐车上吃饭是件乐事：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菜色品种齐全，人人彬彬有礼。

人们不坐飞机，可能是因为飞机上吃得不好，机场太远，或者怕不安全。民航机的服务质量的航次安排都在改进，例如泛美航空公司的“杨基”式巨型快速班机从长岛飞里斯本现在只要26。5小时了，但当时多数人并不那样赶忙要坐飞机。自己开汽车出远门也行，只是得吃点苦头。梅里特大路和宾夕法尼亚高速公路刚刚开放，其他公路还只有两股或三股的并行车道，而且沿途城镇都设有防止超速路段，对违反限制的人要罚钱，用来贴补地方警察的工资。路旁客栈不多，名声也不大好。埃德加·胡佛就领导过一个反对这种小客栈的运动。他在《美国杂志》发表文章，把这种客栈（汽车旅客旅馆的前身）说成是“疾病、贿赂、作弊、诈骗、强奸、强迫卖淫、盗窃以及谋杀的新策源地”。他还提醒人们说：住店的正式夫妇所用的褥垫，可能不久前就被“乱搞关系”的人弄脏过。

火车经过新居民区时，你看不到有什么廉价商店或者路边食品店的广告牌，因为它们正如通往这些居民区的高速公路一样，是很多年后才有的。那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需要私人汽车。他们上班，上街，上学，都搭公共汽车、电车。从那时起，各地公共汽车路线被陆续取消的，真是多得说不清了，但是市内有轨电车的变化，我们还知道一些。1940年美国有轨电车的路轨长达1。96万英里，到60年代只剩下2；049英里，而且大部分也废置不用了。

火车站附近照例至少有一家旅店，维多利亚式的，屋顶是“复折型”的。有周到的服务员，有清洁的床铺，每晚收费一元。服务员随时都有美酒供应，私娼的夜度资是三元，军人收两元。旅馆的餐厅挺安静，也便宜。如果爱热闹，不妨找个小酒家，那里总有自选唱片的唱机，还可以听听酒客谈论当地新闻。那时的俗话有些会使70年代的青年人听起来莫名其妙，如“宴会”叫bash〔狂欢〕；离开一个地方不说split〔分〕，而说scram〔滚〕。爱搞女人的叫wolf〔狼〕。要“狼”滚开，你就对他说getlost〔消失罢〕，dropdead〔死吧〕，dryup〔干掉吧〕，或者blowup〔吹掉吧〕。要是姑娘喜欢这人的话，她会夸他nobby〔有风度〕，cute〔惹人爱〕，nifty〔吸引人〕或者snazzy〔迷人〕。在单独和这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可能觉得他是个sap〔笨蛋〕；可是如果他够精灵的话，那么来一个smooch〔接吻〕，她就什么都顺从了。

以上所说的那些旅店、酒家、电影院和娼妓，是到处推销货品的人员消遣解闷之所。如果是探亲访友的，那么他们会到车站接你。要是个男人，出身富裕人家，穿的可能是一套双襟的格子花呢衣服。你的亲友可能住在城市中心，即日后所谓的“内城”【后来一般贫苦人民才住在内城，但当时则是上流人士的住宅区。——译者】。但是有比根山那样的繁华市区，就有布鲁克莱恩比根山【位于波士顿城北的高地；布鲁克莱恩是波士顿城西郊外住宅区。——译者】那样的郊区，这是必然的，你只能到这里为止。因为那时格林威治和温内特卡这样的郊区的生活，和70年代的莱维特镇和帕克·福莱斯特【这些是所谓“计划”郊区，房子千篇一律，没有特色。——译者】大不相同：战前的郊区都是有钱人住的，一般人不能问津。郊区青年都由特设中学培养，再上大学。能在郊区住，就表示社会地位高。郊区不是商业中心的延伸，而是乡下俱乐部的延伸。这里的住家都是约翰·马昆德【美国小说家（1893～1960年），主要描写上层人物。——译者】的小说中人，是约翰·奥哈拉【约翰·奥哈拉，美国小说家，善于逼真而尖刻地描写美国城市生活。——译者】所羡慕，詹姆斯·古尔德·科曾斯【詹姆斯·古尔德·科曾斯，美国小说家，以技巧细致、描写客观而闻名。——译者】所熟悉的，也就是共和党内那些白人新教徒中的上层中产阶级。为了在海恩尼斯港占一席地，只有像约瑟夫·肯尼迪这样的人才能争到手。天主教徒的他，也不过勉强做到这一点，如果换成犹太人，那就休想了。这里的人，跟他们参加的夏季野营和冬季游弋一样，都爱宣传自家的“膳食有严格的标准”。如果他们的儿子上了大学，也自以为高人一等，成立自己的学生联谊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