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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1980年，笔者曾实地考察从宣化到大同一带的烟墩城堡。从宣化往西，过柴沟堡，沿洋河西岸，冈峦起伏。冈脊之上，烟墩相望，延绵不绝。偶尔在河岸也可以见到城堡。如柴沟堡西有一废弃的古城堡，城墙大体完好，呈正方形，每边约一百米，夯土筑成，访于当地居民，有说是城，有说是堡，当为明朝边军屯驻所用。这种墩台城堡的布置，一直绵延至大同，仍然比比皆是。如大同往西的十里河两岸。往北的御河两岸，往东北方向的南洋河两岸，都是这样。盖河床平旷，沿河是蒙古人人口的天然通道，当然也便是防边瞭敌的冲要之地。以御河两岸为例，从德胜口、宏赐堡往南，河东岸是一道土筑边墙，残存墙高一米或不足一米，阔三、四米，每相隔五六百米有一墩台，随山蜿蜒。河西岸峰峦起伏，每峰峦的至高点都有墩台，弥望无际。

在大同市西十里河北岸观音台东侧，我们具体查看了一座墩台。台为黄土夯筑，台基为正方形，每边约七米，台高残存约十米顶部亦呈正方形，每边约五米。台东北角有土筑阶梯从地面通往台顶。台外四周围以土墙，正方形，每边约二十米。当地居民说，台西在五十年代初还有石砌房子的墙基，房子附近还有石磨，可能是守堡士卒居住生活之用，今皆荡然无存。

当然，这些烟墩城堡并不一定都建于明初，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明朝对北部边防的重视和经营的苦心。

对于通往鞑靼、瓦剌的关口道路则“补其缺，塞其罅”，驻以严兵，“以为外寇之防”　。比如，古北、喜峰二口，是鞑靼瓦剌入寇的必经之路、军事要地。永乐八年正月丙子，塞古北口小关口及大关外门，仅通一人一马　。又如：

永乐十二年十月丙戌，塞保安董家庄等十一处山口，深井、李家庄、大箭口三处设烟墩守之　。

同年十二月辛卯，羽林前卫指挥同知朱腾等视山后道路，还言：苏林口二十六处，旧有官军守备，其黄石崖、庄窠涧二处并新视山口九处，俱合置守备。又言：守口军旧止五六人，今宜增为十人。从之　。

十三年正月丙午，塞居庸关以北潭峪等处山口，每口戍卒十人守之　。十月乙亥，塞关外宴磨峪等隘口一十六处，每处以军士十人守之　。

十四年九月壬寅，保安卫指挥司奏，所辖境内诸隘口，可通车骑者三……皆已设烽堠分兵守之，樵牧小径八……悉已塞之。其纸坊沟等处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会议可通车骑者用百户一员领甲士二十人守备，樵牧小径宜用甲士十人。从之　。

可见朱棣十分注意对关口的控制。

对关口的管理，更是严格。出入关口者须凭勘合，检验无伪方许放行。永乐七年四月丙戌，命编置紫荆、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六关口出关勘合，以防诈伪。每关一百道，以礼乐射御书数六字为号。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在兵部皆用印钤记，而各置底簿。以兵部底薄并勘合送内府，都督府底簿付各关口。公差出关者，必得内府勘合为验乃出。无者，从守关官执奏　。

为了防止诈伪，守边军队的调动也以勘合为凭。永乐七年五月辛卯，置边城调军勘合。“上以边戍调遣，止凭敕书，虑或有诈。乃以勇敢锋锐神奇精壮强毅克胜英雄威猛十六字编为勘合，共百号。底簿比号簿各一。底簿及勘合留内府，比号簿付边将掌之。遇有制敕调遣军马，须凭勘合比号相同，方许奏行。如有制敕，而无勘合，有勘合而比号不同者，皆为诈伪。于是给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大同江阴侯吴高、宁夏宁阳伯陈懋、宣府武城侯王聪比对勘合簿各一”　。永乐十一年九月丙申，“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等曰，立边防以严内外，先王之制不可不谨。自今非有御宝文书不许出塞。虽传朕言，而无御宝文书者，皆不许。其境内商旅及公干有验者听”　。

明朝禁止军民官员与外人私相往来，所谓“人臣无外交”，虽宗室亲王封疆大吏也不例外。既为防止“人臣”造成内患，更防止其勾结敌人泄漏军务引起外患。永乐五年四月戊戌，“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曰：“朝廷禁约下人私通外夷，不为不严。比年回回来经商者，凉州诸处军士多潜送出境，又有留居别失八里、哈剌火州等处，泄漏边务者。此边将之不严也。已别遣监察御史覈治，自今宜严禁约’。”　同年八月庚戌，“敕陕西行都司都指挥陈敬及巡按监察御史曰：‘人臣无外交，古有名戒。我太祖高皇帝申明此禁，最为严切。如胡惟庸私通日本，祸及身家天下后世，晓然知也。今边境犹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潜住卜笼吉儿、沙迷查干诸处，诡称朝使，索取宝物，或于道途窃盗外夷所贡善马，或为商贩图利，此皆边将不谨致然。都指挥为朝廷镇守边境，御史为国家耳目之臣，皆坐视不理，可乎？其悉心廉问防闲，不可纵弛’”　。

对于边将与“外夷”的交往，防禁更严。永乐四年八月庚子，“以辽东镇守保定侯孟善所为非法，降敕切责之曰：‘将之御寇，犹犬之防盗，犬与盗狎，将何用焉，况复坏朝廷之法！姑贷尔罪。如不改过，悔将无及’”　。永乐八年十二月甲寅，“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琥曰：‘尔前奏曲先卫头目有久居沙州令至甘肃者，既至，则当即送朝廷，乃留之不遣何也？礼，臣子无外交。虽为边将，非为警急及受命权宜行事，宜谨守常法，不宜轻易遣人出境……昔中山王守北京十余年，未尝轻遣一人出塞外。当时边圉无事。中山王亦享富贵令名无穷。尔能遵朕训，则边境可安，尔之富贵永远矣’”　。

朝廷常常命令边将派人出境巡逻侦察。比如永乐二年正月辛亥，“命宣府备御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五千人，马千五百匹巡逻迤北”　。永乐三年二月甲申，“敕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三千人哨■迤北”　。同年六月庚辰，“遣中官山寿等率骑兵由枪杆岭出云州北行，与武城侯王聪等会兵觇虏兵。各赍一月粮，每三十里置马五匹，以备驰报”　。永乐四年六月戊辰，“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漠北归人郭大都等至京言，虏俟冬欲南来圆山孳牧，尔宜严固边防。待九月尽，令郭大都为乡导，遣精骑出塞觇之’”　。

沿边驻军，除保护边内人民正常耕作生活外，本身还负担着屯田的任务。足食足兵，是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明朝尚未建国时，朱元璋就重视屯田。后来，朱元璋曾对冯胜、傅友德说：“屯田守边，今之良法。与其养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卫”　永乐时期，屯田有了新的发展。永乐三年朱棣敕谕说：

朕即位之初，便思量安养的道理，只要使平民丰衣足食，共享大平，常想着太祖高皇帝时，都着他耕种自食，又积赞起余粮防备水旱。百姓免得转输，军士并无饥窘，这个办法甚是两便……因此上著恁每官军，依着定的分数下屯，专委官管领，定立赏罚则例，年终赴京比较。每一都司拨旗军十一名种样田，只是教恁每勤耕力种，攒下粮食，官府起盖仓廪替恁收藏起来。

朱棣称此为“且耕且战”。永乐四年二月丁亥，“敕山西等都指挥司：‘方春时和，边民皆务耕种，虏或乘时侵掠，民不得尽力畎亩，宜严兵以备。寇至则捕击，无事则归屯，慎守疆场，训练士卒，且耕且战，尔其慎之！”　永乐九年三月乙酉，“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言：‘山西行都司属卫军士，今或全卫，或什之七八屯种，故操练者少。请留其半操练，以备不虞。’上谕兵部臣曰：‘守备固不可单弱。若兵食不足，亦难兴守。宜视其地险夷，制多寡之数。阳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余悉令屯种。且耕且守，以为定制’”　。屯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军粮供给，减轻了军民■运的负担。关于永乐时期的屯田，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军屯》中有很深入的研究，本文就不需赘言了。

杨荣诗句：“关塞有兵严号令，屯营无事乐耕耘”　，“猛士防边严警柝，行人驻马听泉声”　。正是永乐时期边关情况的真实写照。

2．内徒边民，烧荒防秋

内迁边境蒙汉居民，是明初防止北元以及后来鞑靼、瓦剌侵扰的重要措施。洪武初，明军北上，长城内外蒙汉居民大批降附。其时故元政权退居塞外，时窥中原，如何处置边境降民，关系到明政权的巩固。洪武四年，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奏：“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已令都指挥使潘敬、左传、高显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仍以其旧部将校抚绥安辑之。”　明人尹耕说：“元主虽奔，遗孽数出没，且斥堠未立，保聚为难”，因而“部徙吏民于内郡”　。明军初定天下，无力控制边外之民，又要防止其为北元所乘，徙民亦是不得已之举。从洪武四年起，陆续将边地居民大量迁往内地。四年六月，“徙北京后之民”，又徙“沙漠移民”；六年八月徙朔州之民；九月徙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腾、豆州、云内等州县民；十一月徙绥德、庆阳之民　。

起初，朱元璋主张对归附的蒙汉等人民就地安置，他说：“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就归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然而，“遗胡残虏遍郊原，已去而复来，既离复合”，归附者与未附者错纵居住，朱元璋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多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对逆命者，用兵剿除，“勿容再聚”　，“地方人十分要打荡得乾净”　。

朱棣承认了边民内徙的现状，有鞑靼归附者也往往迁之而南。比如，永乐七年九月庚午朔，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何福说：“鞑靼伯克帖木儿等部属至甘肃，且勿给田土，俱令来北京扈从，渐渐移之南行，散处于便宜畜牧之处。”

元人北撤和边民内徙，在长城附近造成了大片的空旷地区，长城以北更甚。同时，由于当地居民罕少，宣府、辽东、甘肃等地不设郡县，而是“遣将择兵镇之”，“捍外卫内”　，统以卫所。所谓“旧郡邑守宰尽罢，其戍居兵卒，武吏驭之”　，以数百万军民付之武弁，无人“抚循其疾苦，保护其妻孥”　。这对于北方边境地区的开发和巩固是不利的。明人认为，边地诸镇不设宰守“亦一时权宜”，“文皇乘三驾馀威，图复郡邑旧制，而鼎成之亟，渊虑未纾”　。从洪武末年就已考虑在边地充实民户了。洪武二十六年，置宣府前左右卫、万全右卫、怀安卫，“民户不足，调山西诸处馀丁实之”。永乐十二年礼部尚书赵羾来宣府辑迁民，“羾至，披荆斩棘，布约束，分田立市，甚劳悴云”　。永乐二年立保安州，十二年立隆庆（今延庆）州，“至是始迁民实之”　。但这种工作做得太少了，永乐时期新立者唯保安、隆庆二州，开平一卫而已。远不能弥补以前大规模迁徙造成的空旷。以当时的国力而言，恢复迁地郡邑建制并移民实之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然而朱棣所重的是虚华的武功，于此未甚用力。相反，由于大宁都司及各卫所的内徙，万全都司、山西行都司部分卫所的内徙以及兴和的废弃　，反倒加重了长城以北地区空旷荒凉的局面。终永乐之世以及后来这种局面并未改变甚至有所发展。曾任明兵部职方郎中的陆容（1436～1494）说：“居庸关以外抵宣，驿递皆百户为之，陕西环县以北抵宁夏亦然，盖其地无府州县故也。”　朱元璋的内徙是为了御外，朱棣的内徙是为了防内，尽管都满足了一时的形势需要，但却留下了长久的遗患，其不利于北方地区的开发和边疆的巩固是显然的。

为了防止为北元——鞑靼侵扰者所乘，明朝还限制军民到边界之外去耕牧，“故事，边界封界之外，军民不得擅出耕牧”　。这样，许多耕地草场，只好荒废。不仅如此，自永乐时期起，边外野草也不容其生长，每值秋冬，出塞烧荒，使鞑靼人不得近边放牧，以减少引起事端的机会。“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镇压北虏，乘冬遣将出塞烧荒了哨”　。

永乐五年十二月癸己，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曰：“尔奏缘边草盛，欲焚之，最当。第虑旁近未知，或生疑怪，且巡徼军马，仓卒难避，屯堡房舍，将有所损。须预报之使备。”

这当是烧荒之始。后来则逐渐形成定制：

焚荒，每年冬十月初间，以草枯为始，本镇统领宫军出境焚烧野草，使鞑贼不能南牧。

每岁冬，镇守总兵会同赞理军务都御史，奉敕移文各路副总参游守备备御提调守堡等，尊照会行日期，各统所部军马出境，量地广狭，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应而行，预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火烧沿边野草尽绝……近年兵马出境烧荒，俱至二百里外，顺风举火，草莽烧焚尽绝。贼闻兵马出境皆远遁，绝无踪迹。

本来，蒙古族建立了大元帝国之后，经过近百年的经营，长城以外广大草原地区曾经一度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所谓“屯田连络，监牧相属，宫室相望”　。但是由于明朝与北元政权之间的长期战争，由于蒙古族居民的北撤，靠近长城地区居民的南徙，以及限制缘边耕牧，秋冬烧荒等等措施，使这些地区变得一片荒凉：

永乐八年北征，次凌霄峰，登绝顶，望漠北，（朱棣）顾学士胡广等曰：“元盛时，此皆民居，今万里萧条，惟见风埃沙草耳。”

开平，旧有元之斡耳朵，犹华言宫殿也。今则荒台断础，零落于凄风澹月之间。

沙漠旷荡，马力未穷，惟近塞则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废寺。如沿河十八屯者，其兵墟尚历历可数。极北则地平如掌，黄沙白草，弥望无垠。

出得胜口，……过抚州，惟荒城然。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

迁民、烧荒、限制耕牧，使蒙古人不得近边放牧，可能减少了一些事端。但大片的沃土草滩任其荒废，是对生产力的一种破坏，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经济开发，固然不能资敌，但也不能资己之军国之用。从长远观点看，这种做法是失策的。另外，当明军出塞征讨时，既无耳目向导，也无居民协助。大军粮饷，徒靠内地人民驮角馈运，行动是很不方便的。洪武二十三年，燕王临塞谕诸将曰：“吾与诸将军受命提丘沙漠，扫清胡虏。今虏无城廓居止，其地空旷。千里行军，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难以成功。”　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朱棣即位后，数次北征，迄无成功，与此不无关系。

另外，由于蒙族人民与中原经济联系的切断，他们失掉了许多生活用品的生产手段和来源；又由于与明朝处于对立地位，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地发展，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南下抢掠。如果说永乐以前蒙古人尚有恢复中原的能力和企图的话，那么永乐以后，他们的南下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经济需要，定期的抢掠成了他们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因而明朝的防守也带上了季节性的规律。每当“首春气和，坚冰渐薄，塞草将萌，胡马瘦而弓驰”，蒙古族人多在草原经营牧畜，明军则得以喘息：“解甲以候熏风，整雕鞍以待秋至。”秋天到来，百草结籽，马肥弓劲，正是蒙古入掠之时，此时明军则“控弦执矢，观衅而动”。这就是所谓“防秋”　。秋天正值内地收获，蒙古人多于此时南下因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