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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园>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 李亚平 > 第16部分(第1页)

第16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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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贯与蔡京不同。从徽宗皇帝即位起,二十五年间,童贯一直顺风顺水,青云直上。其间,除了晚年收复燕云一役,皇帝略有不满,导致此人短暂离职之外,他始终受到高度信任,甚至他谎报军情、谎报战功、建立数万人唯他一人之命是从的亲军——胜捷军时,皇帝都怡然不以为意,将全国军权全部交到了他的手中。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一般都视宦官为家奴,认为他们已经断子绝孙,因此不会有谋权篡位的政治野心,顶多贪图一些富贵而已。揆诸历史,中国的确没有宦官当上皇帝的事例。但是,皇帝们常常会忽略,为了保住富贵,这些人却是可能谋财害命和帮助别人谋权篡位的,目标当然主要是皇帝的性命和皇位。

导致皇帝格外信任宦官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在偌大的后宫里,皇帝每天只能与这些人朝夕相处,感情上自然不同。

很有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一切,蔡京主动向童贯低头示好。有传说认为,是蔡京先去拜访了童贯;而童贯也意识到了蔡京当朝的重要,于是,二人尽释前嫌,言归于好。这个传说可能有一些问题。当时蔡京贬居杭州;贬居外地的官员,没有皇帝的旨意,一般是不能擅自返回京师的;而在此期间,童贯是否去过杭州,也很成疑问。对此,我们姑且存疑。但有一点则是大致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童贯、蔡京二人在未来的十多年里,配合默契,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利益冲突。

政和二年二月,即公元1113年,皇帝将罢相三年多一点的蔡京,重新请回朝廷。五月,蔡京再执相权,皇帝下令,允许这位年届七旬的老宰相在家里办公。

蔡京的此次复出,对于大宋帝国真正是灾难性的。徽宗一朝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大多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动工兴建的。如许多朝代不敢轻易修建的明堂,如延福宫,如艮岳等等。在此期间,花石纲也蔓延成灾,荼毒全国。

此时,老宰相蔡京也仿佛看破了似的,整治起人来,又狠又辣。举凡官吏升迁罢黜,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凡是顺承他的,须臾之间就可以得到升迁和美缺;但凡忤逆过他的,上至宰相,下到边鄙小吏,必除之而后快。当时一部时人著作里曾经记载,有一个到他家里谋官的家伙,一顿饭的工夫,就看到这位宰相,将三个人从相当于今天的县团级干部,提拔为副司局级。而且,这一切都是当着此人的面进行的。表明他已经根本不在乎公开弄权了。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全部官居大学士,其地位与执政相当,差不多是副宰相的阶级。家中的厮养小厮、仆役皆至大官;姬妾多被封为夫人(8)。

这里面,数蔡京的大儿子蔡攸最有出息。徽宗皇帝十分宠爱这厮,使他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可以随时进宫晋见皇帝。他和那位金发金眼仪表堂堂的宰相王黼、号称“浪子宰相”的李邦彦一样,经常参与宫中秘戏。这三位宰相副宰相时常涂抹化装、穿上戏服,夹杂在倡优侏儒中间,讲一些市井淫谑浪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晕段子之类,可能还要加上一些表演性的夸张,甚至把全身画满花样,然后脱光了全部衣服表演,以此取悦皇帝。据说,有一次君臣正在乐不可支时,被皇后撞见了,皇后大吃一惊,摇头叹息道:“宰相尚且如此,这个国家可怎么治理?”(9)

后来,这位蔡攸的势力已经可以和父亲分庭抗礼了,于是便自立门户,开始与父亲相互倾轧。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这厮的手段极为狠辣。比如,当时,他的弟弟蔡絛深得父亲喜爱和倚重,这位哥哥就找了个机会,请求皇帝处死自己的弟弟。蔡京老泪纵横地跪在皇帝面前求情,才救下了这个儿子的性命(10)。

《宋史》中记载说,有一天,蔡攸突然来到蔡京家中。蔡京正与一位客人说话,见他进来,连忙让客人避入内室。只见蔡攸这厮一把抓住他父亲的手腕,边为他诊脉,边问道:“大人脉势舒缓,身体里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蔡京断然回答:“没有!”蔡攸说了声:“宫里还有事。”便扬长而去。客人如坠五里雾中,一头雾水地问蔡京:这是玩的什么花样?蔡京回答:“你不知道,这小子想以我有病为借口罢我的官呢。”蔡攸当时可能是想顶替父亲的空缺,由自己执掌相印。几天之后,蔡京果然被罢了宰相官位(11)。但蔡攸的希望也落了空,接替蔡京相位的,是那位金发金眼的王黼。

也算是一种报应吧。在中国历史上,父子两代同时位极人臣,势焰熏天,同一天被流放杀头,同时列入官修正史奸臣传的,蔡京父子可能是独此一家。如果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开府仪同三司、从而位极人臣的蔡京的弟弟蔡卞,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势焰熏天的蔡攸的弟弟蔡絛的话,那么,仅仅蔡氏一门的事迹,在中国历史上就可算是蔚为大观了。

就是在此期间,蔡京与童贯高度默契,怂恿皇帝宋徽宗赵佶,策划、组织、实施了在中国历史上掀起滔天巨浪或者巨祸的事件。这就是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联金灭辽事件。从此,将大宋帝国推进万劫不复、血流成河的深渊。导致大宋帝国覆灭,导致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导致一部大宋帝国历史,从此变得支离破碎,满目创痍,满纸血泪,读来令人倍感凄凉。

第四章童贯,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

事情起因于童贯出使辽国。

此次出使访问,其实并没有什么重大议题,只是依照两国约为兄弟之邦后的外交惯例,前去祝贺辽国天祚皇帝的生日而已。童贯也无非是留心沿途山川形势,考察一路风土人情。除了辽国一方在接待规格上不算特别崇高隆重,令童贯稍感怏怏之外,一切行礼如仪,没有特别值得讲述的新鲜事儿。进了辽国首都临潢府后,他们看到大街上人流如织,市面相当繁华。再进一步留心,发现原来契丹人与汉人是分地而居的:城北,房屋高大豪华,为契丹人之居住区;城南则低矮简陋,多是以手工、商贩为业的汉人居住。这使使团诸公相对感慨,不一而足。

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发生在回国途中。

童贯一行走到卢沟地方,就是今天北京西南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时,一位辽国汉人马植深夜来访,向大名鼎鼎的童贯太尉贡献了一条收复燕云、搞垮辽国的奇计。从而,揭开了帝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大事件的序幕。

马植世居燕地霍阴。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他的家族成为辽国汉人大姓,从远祖时起便世代为官。到他这一代,居官为光禄卿,这是一个负责皇室膳食的中高级官职,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地专级的样子,日常工作则是主管皇家酒醴膳馐事务。官修正史《宋史》将其列入奸臣行列,并说他“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这种评价,常常被后世学者所沿袭,使得这位马植显得相当面目可憎。

事实上,这种评价大有可商榷之处。我们知道,《宋史》是由元朝宰相蒙古人脱脱所主修。蒙古人灭掉南宋入主中原之后,实际上相当忌讳自己与契丹人一样被视为胡人、胡虏,更忌讳汉族人心怀华夏正统。知道这些,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官修正史中要将马植列入奸臣传了。

仔细研读史料,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这位马植的见识与行事相当敏锐且富有预见性,远远高于大宋帝国当朝的衮衮诸公。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错的话,那只有两样:其一,他不该在被故国遗弃了一百多年之后,还要热烈地怀念华夏文明,希望故乡回到祖国怀抱;其二,他不该对辽国的政治腐败失望之后,寄希望于宋朝的政治清明(12)。他不知道,实际上,此刻大宋帝国的腐败程度,甚至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辽国。其实,这也难怪他,当时绝大多数的辽国人与金国人,都还以为大宋帝国是一个极其令人仰慕的高度富裕、高度强盛、高度文明的国度呢。

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当今辽国天祚皇帝的前一任皇帝,是天祐皇帝。这位皇帝曾经用二千两白银铸了两尊佛像。在佛像背后所刻铭文中写道:“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这座开泰寺的遗址,就在今天北京西便门附近西北一里处。连皇帝尚且希望来世托生在中国,也就难怪马植对故国心向往之了。因此,诚如一位知名作家所说:马植高估了祖国的强大,不是他对不起自己的祖国,而是这个祖国辜负了他。后来,到了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金国骑兵席卷大河上下之后,大宋帝国君臣毫不自省,迁怒于马植,将已经改名为赵良嗣、并忠心耿耿为帝国奔走的他杀死在贬居地湖南郴州。

此刻,童贯面对马植所献的灭辽复燕之策,大为兴奋。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在那片天地里,他将创下震烁古今的伟大事业。

对于马植正式叛归大宋的日期,史家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采用的一种说法认为,马植此次就被童贯带回了汴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判断,陈乐素教授所考证的时间,可能是更有说服力的。就是说,马植来投的日期,应该是在政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15年。此时,完颜阿骨打举兵叛辽已经两年时间,并在一年前创立了金国政权。而辽国国事日非的衰颓景象业已日甚一日,无可挽回。当此时,马植所说的联金灭辽复燕之策方才顺理成章。如果这种判断成立,那么,四年前卢沟桥畔的会晤,很有可能只是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意向。当时,阿骨打还没有继承完颜部落酋长的职位,局势并不明朗;另一方面,一国使团将被访问国家的叛臣夹带出境,也势必惹起两国关系上的轩然大波。于是,可能的情况是:童贯与马植约定,让他与宋辽边境上的宋朝雄州知州保持联系,以待时机。

但是,上述的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元1115年,雄州知州送来紧急文书,其中附有马植的亲笔信,援引孔老夫子“危邦不居”的古训,表明了南归“圣域”,恢复汉家衣冠的愿望。他所陈述的一切,并非不符合帝国正统的观念。于是,徽宗命童贯与蔡京共议可否,二人一致认为应该接纳,于是下令,让马植于当年四月入境。其实,此刻马植已经来到了童贯家中。徽宗皇帝知道后,立即于延庆殿接见该人。在这次接见中,马植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他的一段话,被原封不动地摘引进了《宋史》,成为宋辽金关系史上的名言:“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

侔者,等也,齐也,相同之意。最后一句的意思是,事情就不一样啦。

事情的全部关键,不在于马植做错了什么。对于大宋帝国来说,他所做所说的一切,都完全正确。问题在于,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面对一个错误的政府和一批错误的执政人物,说出了绝对正确的真理。于是,整个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变得错尽错绝错到了家。

宋徽宗对马植所说的一切深表赞同。于是当即任命他为秘书丞,赐国姓赵,改名赵良嗣。从此,大宋帝国蠢蠢欲动,开始了联金灭辽、恢复燕云之举。

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了来自现实考虑和道义思量的双重反对。[霸气 书库 ·电子书下载乐园—wWw。QiSuu。cOm]

负责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宇文虚中的论述极为精彩。他说:“用兵之道,必须先考虑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防万一,现在,如果说起军备经费与贮备来,主战的统兵大帅会说绰绰有余,而边防州县财政军粮空虚匮乏则被忽略不计;如果说起兵士的强弱,统兵大帅会说兵甲精锐,而边防州县的兵备废弛则置之不问。边境上没有攻守器具,军府里只够几天的军粮,就是孙武再世,这个仗也没法打。”他认为,以百年怠惰之兵,久安闲逸之将,去与新锐难争的敌人角逐于血肉之林,恐怕中国之边疆,没有安宁的日子了(13)。这位机要秘书的确厉害,他所预言的一切,后来一一应验,而且比他说的,惨烈不止千万倍。

在策略上,他也反对这样做。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譬如一个大富翁与一家穷人比邻而居,他想吞并穷人,扩大自家的地盘。于是找来一个强盗,对他说:干掉这个穷小子,他的房地产给你一半,他的财产全部归你。就算都做到了,邻居换成了一个成天惦记你家财产的强盗。从此,你的日子还能过吗(14)?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把这个强盗还是估计得太老实了。

在道义上,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澶渊之盟,两国结成兄弟之邦,不管怎样,毕竟和平相处了一百多年。双方有来有往,总体上还算友好。如今,人家家里失火,作为邻居,不但不帮忙救火,反而趁火打劫。这叫怎么说的?

甚至原定的对辽作战前敌总指挥种师道就持这种看法。这位“老种经略”,是北宋末年赫赫有名的“种氏家族”名将,世代行伍,在军界很有威望。他劝童贯说:“我们现在干的这档子事,就和邻居家进了强盗,不但不去救,还趁乱抢劫分赃一样。这种事真的干不得。”童贯听了极为恼火。他不动声色地密奏皇帝,弹劾种师道。结果,宰相王黼临战易将,立即下达命令,强令种师道退休(15)。

今天回顾起来,促使大宋君臣玩火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下列三种原因起了主要作用:一是朝代的夙愿,二是现实的屈辱感,三则确实是这种趁火打劫的心态。

朝代的夙愿,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从石敬瑭献出燕云十六州换取后晋皇帝宝座以来,中原地区便实际上门户大开,丧失了所有军事与战略上的主动权。因此,赵宋立国以来,便一直图谋恢复。但是,始终没能如愿。如果上天假以时日,以赵匡胤的雄才大略或许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到赵光义时期,连续两次较量,都落得全军覆没的结果。致使宋朝上下普遍患上了“恐辽症”。加上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渐渐形成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于是,燕云恢复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帝国夙愿。

王安石变法图强的基本动机里面,就包含了实现这一夙愿的深层追求。所以,当国库相对充盈时,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就曾经放出狠话:若有人能够收复燕云地区,皇家将不吝惜册封此人为王(16)。然而,在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之下,北宋时期许多品行高洁、学术纯粹、德高望重之士,大多成了主和一派。致使那些试图用“主和”还是“主战”,来作为区分北宋时期好坏善恶标准的人,面临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因此,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摘下这顶王冠。

此时此刻,仿佛天赐良机,使徽宗君臣这一帮根本不具备这种资格、又不自知的不入流角色们,怦然心动。特别是童贯。多年西北征战,虽然有重大谎报军情、损失惨重之情事,但毕竟还打了不少胜仗。因之,此时的他,已经极度膨胀。很有可能,他已经在恍惚之中,看到那顶王冠就在伸手可及之处,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辉煌灿烂,仿佛伸出手去,就能摘下来戴到自己的头上呢。

现实的屈辱感,也很容易理解:臣子中支持联金灭辽的,很多人是出于每年五十万两、匹银绢的考虑。澶渊之盟,是在宋真宗军事上占据了较为有利地位的情况下签订的,其中仍然约定,大宋帝国每年要向大辽帝国输送白银若干万两,绢若干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其实,谁都知道,这就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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