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顺利得很。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鸿泰永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哈哈大笑:“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于是,抵赖、狡辩、大事说小、小事说无之类审讯中常见的场面一律没有,汪精卫大声承认自己就是主谋,目的就是干掉载沣,动机是用以“振奋天下人心”。而黄复生所说跟汪精卫一模一样。两人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罪责全担;对方不过是个小帮工,毫无干系。
肃亲王是当时清统治阶层里罕见的有头脑、人品也不错的人。审讯过程中,看着汪、黄二人的气度,他一直感佩革命党人就是了不起,死留给自己,生交给别人,这样的人清政府中有吗?联想起清朝那些极度腐败的杂碎,肃亲王心情极为复杂。
该如何判决这二人,暗杀的直接对象摄政王载沣不用考虑就说,当然死拉死拉的,而且按刑律,胆敢加害皇族,要满门抄斩。
肃亲王反复考虑,劝下了载沣。他说,这个愣头青汪小子来刺您,根本就没想过要活,他就是要以他被咱们宰掉去鼓舞人呢!您看看,如果杀他,“同盟会领导人汪精卫亲身谋刺摄政王杀身成仁”的事儿就定了,他成了楷模,咱成了同仇敌忾的对象,这不是正好合了他的意吗?他来刺您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咱不能让他得逞,您想想,不杀他的话,别人怎么想?企图谋刺摄政王都得到宽大,咱表现出了无边恩德,民心就站到我们这边了。
1910年4月29日,清廷判决书下,称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对象,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这个肃亲王仔细读过汪精卫洋洋洒洒、痛驳君主立宪强于革命主张的“供词”后,被汪精卫的精神和识具大大吸引,他几次到监狱中看望汪精卫,给他做思想工作,希望他能放弃反清念头,加入到自己这边来。
肃亲王说:“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很多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结果每次都成了辩论,各讲各的理。两人立场如此不同,怎能形成什么共识?不过,在几番接触中,二人对对方的品德都产生了尊敬。后来汪精卫谈到肃亲王,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肃亲王则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汪精卫事败入狱,人在纽约的孙中山叹道:“汪精卫是我们的一个大人才啊,失去他等于砍掉了我一条手臂!”一度陷入分裂的同盟会为了营救汪精卫又团结起来了,各地组织都在行动;而民众也看到,革命党可不是一个叫人家子弟送死、领袖们舒舒服服的团伙,他们的信念和决心如此坚贞如此深厚,中国的希望就在他们。
汪精卫在牢里吃什么?每日三餐都是一碗霉变的陈米饭和一条咸萝卜,每五天才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过节则每人赏肉半斤。这日子基本不是人过的,就在这里,汪精卫写下了名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所出的《被逮口占》四绝句,全组诗是: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终身监禁,何日是头?汪精卫愁看铁窗外的云天。
忽然一天,一个狱卒塞进来十个熟鸡蛋。汪精卫疑惑地接在手中,立即明白:是她!
汪精卫急促地翻转着鸡蛋查看,果然在其中一只上,写着一个小小的“璧”字!
汪精卫知道,陈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来了。她已买通了狱卒,可以和汪精卫联络了。
汪精卫给她写了首词:“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新年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词后,他又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催促她快快离开危险的京城。
陈璧君来信了,她的信堪称爱情史上的一篇光辉文献:“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精卫热泪盈眶,咬破食指,写下一个鲜红的“诺”字。
在狱中苦熬时光的汪精卫没想到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入狱仅一年半,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各地响应,清王朝土崩瓦解。风雨飘摇的清廷赶紧宣布只要有人保释,政治犯可立即释放。刚刚从家乡东山再起、满心长远盘算的袁世凯主动做了头号政治犯汪精卫、黄复生的保释人。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重获自由,北京各界一千余人涌到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英雄出狱。
1911年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着他。
这对革命情侣的故事无法慷慨淋漓写到底,原因众所周知:抗战中,汪精卫、陈璧君叛国投敌,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目睹日军的强大、中国国内各军事势力的不团结和抗战代价的惨重,对抗战前途十分悲观,思想逐渐倾向所谓“和平救国”。在和日方暗中接触商谈多次后,他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脱离抗战阵营,投向日占区,与日本合作,发起“和平运动”,以实现“曲线救国”。
这个决定之后的汪精卫,在中国人眼里,就再也不是当年满腔热血的英雄义士汪精卫了。他的一生,大英雄与大汉奸,如此判然划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陈璧君等家眷和部下飞离民国战时陪都重庆,抵达昆明;19日,汪精卫等飞抵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著名的“艳电”,正式投向了日本。
“艳电”以向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提“建议”的方式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