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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新婚之夜，鲁迅彻夜未眠。胆怯的朱安一次次只敢小心轻声地说两个字：“睡吧。”　换来的是鲁迅无边的沉默。

第二天鲁迅连新房都没进，在母亲屋里看了半夜书，后半夜就睡在母亲屋里。

第三天，鲁迅还是睡在母亲房间。

恐慌和羞耻，惊疑和痛苦，新婚的朱安在空空的新房里手足无措，天天流泪。

没有蜜月，完了婚的鲁迅迅速回了日本；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直到三年后他结束留学生涯。这次他在家的时间，一般认为只有四天，最长也不过半个多月。

谈及婚事，鲁迅对友人周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深受现代新思潮浸染的鲁迅，时刻思索着中国人应有的“新的人生”，面对自身命运的这一反讽式安排，内心的痛苦并不在被他冷淡的朱安之下。

对母亲给的这份“礼物”，鲁迅并没有“好好地供养它”。1909年8月，他从日本回国，先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任教；次年7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再转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在绍兴工作，离家很近，他却只偶尔在周末回去看看母亲，其余时间就只身留在学校，要么批改学生作业，要么通宵读书和整理古籍。

他是尽量不与朱安接触，他认为这不该是他的妻子。内心苦闷中，三十来岁的鲁迅无心修理边幅，看上去几乎象个老人。

孝顺的鲁迅没有明言埋怨母亲，只曲折地流露心迹。他有一句关于母爱的名言：“母爱就像湿棉袄，脱了嫌凉，穿着又不舒服。”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不就是母亲为他包办了一桩完全不符合他心意的婚姻、为他造成了终身痛苦吗？

1912年5月，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同为绍兴人的蔡元培邀请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那时临时政府的大总统由孙中山换了袁世凯，首都已从南京迁到北京。鲁迅到北京开始了十四年之久的生活。

在北京的前七年多，鲁迅独居；朱安则在绍兴家乡，尽心伺候着周老太太鲁瑞。双方的婚姻家庭生活一片荒凉。

1919年11月，鲁迅的经济条件已比较宽裕，他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的一个院子，花费三千五百元。北洋政府时代是公务员工资最高的时代之一，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兼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同志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在1913到1922年，他的年薪收入在二千五百元到三千九百元之间。

三进院落的八道湾胡同十一号使鲁迅在绍兴的家全搬到了北京。鲁迅自己住阴暗潮湿的中院，母亲和朱安住前院，大弟周作人和弟妹羽太信子、以及二弟周建人住后院。

全家团聚，而且鲁迅在那时正逐渐声望鹊起，但他却没有好心情：因为朱安也来了。

以前鲁迅和朱安避开，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倒也给了彼此安静。如今到了一个屋檐下，矛盾再也无法避免。

朱安婚后十三年，不但没有和鲁迅过上基本的夫妻生活，甚至几乎没得到鲁迅一个笑脸。她除了日日伺候婆婆鲁瑞，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自己这桩可怜的婚姻，她觉得丈夫和自己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到1919年，鲁迅终于让她搬来北京，她的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到首都和“当京官”的丈夫团聚，这让她在娘家和当地也恢复了脸面。

然而漫长的十三年一点也没有改变鲁迅对她的冷漠态度。鲁迅无比悲凉地知道，这个因母亲的原因而凭空插进自己生活的女人，毁掉了自己向往的生活和终身幸福；尽管自己全副的现代思想主张，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看见朱安，就像看见了自己不幸的根源。

在八道湾的日子，对朱安不啻是恶梦。朱安擅长烹饪，能做一手可口地道的绍兴菜，但她做的菜鲁迅往往不吃，只因母亲在一桌才勉强吃几口；朱安为鲁迅做的衣裤，鲁迅连试都不试就扔在一边，朱安后来不敢交到他手上，只把缝好的棉裤放在鲁迅床上，希望他不经意穿上，不料鲁迅看到后把它扔到了院子里；甚至朱安到鲁迅房中为他铺好被子，他也找茬大发脾气，把被子抖落在地，还要把床拆掉……

朱安天性温和驯良，这么多年也已习惯鲁迅对她的态度。在鲁迅面前她又有深深的自卑，看着鲁迅和当时的文化名人和青年学生来往、交谈，也的确感到这个男人跟自己熟悉的人和生活完全不一样。她除了感叹自己的命不好，对鲁迅并没有怨恨，维持着家庭表面的平静。

但她堂堂正正嫁给了鲁迅，是正宗的鲁迅夫人，她任劳任怨伺候婆婆，就是实心把自己当作了周家人。因此，她也会在外人面前摆出家庭主妇的身份，比如一些学生来拜访鲁迅在客厅交谈时，她就会微笑着捧上水果点心，然后在学生们“师母”的呼唤中得到满心甜蜜，尽管她知道鲁迅非常厌烦她的出现。

朱安最大的梦想，就是丈夫鲁迅能接受她，和鲁迅成为正常的夫妇。她想接近鲁迅，可又不知该怎样接近。鲁迅心情好时，也和她闲聊。有次鲁迅说到某种食品，说十分好吃；受宠若惊的朱安赶紧接口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真是非常好吃！不料鲁迅的脸立即沉下来：因为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吃的，中国没有。她的凑趣，反而更添鲁迅的恶感。

鲁瑞见鲁迅婚后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她又很想看到鲁迅的孩子在她面前跑来跑去，不免抱怨给朱安听。朱安委屈地说：“大先生根本不靠近我，怎么能有孩子出来？”

早在1914年，朱安知道自己无望生下鲁迅骨肉，怕耽误了周家“香火”，就叫自己的弟弟写信给鲁迅，建议鲁迅纳妾。对这一主张，鲁迅接信甚是恼火，在日记里斥之为“颇谬”，也就是挺荒诞。对朱安来说，这本是“顾大局”的“贤惠”，可跟鲁迅的思想观念判若云壤。两人的距离，终身无法拉近。

不过鲁迅对朱安虽然冷淡，却绝不毒辣。鲁迅始终不断给朱安家寄钱；朱安生病时，鲁迅立即将她送往医院，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看见这一幕的外国医生也很感动。

1923年夏，鲁迅家事中最重大的一件事发生了，这就是后文要说的周氏兄弟失和反目——从此周树人和周作人基本断绝一切来往。

鲁迅决定搬出他买来的家院，他问朱安：你是留下还是回娘家？这个选择对朱安太残酷：周作人已和大哥成仇，凭啥留下大嫂？而回娘家，在那时代只意味着被丈夫抛弃，对女人是一件极无颜面的事。

于是朱安恳求跟着鲁迅搬家，说你总是需要人伺候的。鲁迅也考虑到她的处境，虽不情愿，也就答应了。

1923年8月2日，朱安跟着鲁迅搬进砖塔胡同。此后的生活更加尴尬，因为以前二人间还有个老太太，现在鲁瑞只偶尔从八道湾胡同来走走，只剩下二人四目相对，空气更加紧张。为了减少见面，他们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放要洗的衣服，一个是放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把要洗的衣服放进一个箱子给朱安去洗，再在另一个箱子里拿朱安洗过的衣服。

朱安的一切努力都告无效。最后使她对和鲁迅的婚姻彻底绝望的，是许广平的出现。

和后世对鲁迅原配夫人朱安在一段时间内讳谈不同，鲁迅和许广平的师生恋是做为佳话流传的。许广平不算很漂亮，但极有才华和个性；尤其是，（奇*书*网…整*理*提*供）许广平是为逃避包办婚姻而来北京读书的，她也是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