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小说园>美国著名作家 > 第21部分(第2页)

第21部分(第2页)

毕:说这话还嫌早。“王家庄”是否能具有文学地理版图的意义,现在还很难说。这取决于我有关王家庄的小说是否健康,是否长寿,是否能活下去。如果几年之后我的小说都被读者忘了,这些都是扯淡。当然,现在有人这样说,批评家们给我这样的信心,我当然非常高兴。可是我想,我不可能把毕生的创作跟一个叫“王家庄”的地方捆在一起。以我的年龄和潜力,我想我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特别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像《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的那个孩子一样,带上一群鸭子上路。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是铁了心的,我得走。头破血流我都得走。

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您和莫言、贾平凹的区别。莫言、贾平凹的情感心理、审美感受得以形成的青少年时期完全在乡村度过,他们似乎很难在高密东北乡和商州之外获得成功,但您却经历了乡村、小镇、县城等不同的生活场域,这本身或许就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毕:这样看问题似乎简单了。可能性的确是迷人的,但是,有时候,它什么也不是。我愿意坦率地告诉你,心里要有念头,也还要有能力。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念头有了,能力不一定跟得上。当初我转型的时候,中间出现了大量失败的作品,比如《家里乱了》和长篇《那个夏天,那个秋天》。对此我必须清醒。一方面我需要开辟一个新天地,一方面又要告诉自己,要允许自己失败。

张:批评会永远存在。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读者都喜欢,但能让一部分读者非常喜欢就足够了。那表明他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打到了人性的最深处,譬如《玉米》和《青衣》。

毕:这个话我非常喜欢:打到人性很深的地方。

张:《玉米》是您最受读者喜爱的小说。但对于玉米,您曾说过:“如果玉米是我的母亲、妻子或女儿,这么说吧,如果玉米是我的邻居或办公室的同事,我将如何和她一起度过漫长的岁月呢?这个虚空的假设让我心慌。我对玉米一定是礼貌的,客气的,得体的,但我绝对不会对玉米说,你围巾的颜色不大对,你该减肥了。我感觉到了我们在气质上的抵触。”这是否表明,您对玉米这一形象持以批判的态度?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毕飞宇(5)

毕: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一是对《玉米》这篇小说的评价,一是对玉米这个人的评价。对小说《玉米》我是满意的,对“玉米”这个人我真的不爱。按道理说,一个小说家写出一个人物被人广为接受的话,你就应该对这个主人公有特殊的感情。是,我对她也有特殊的感情,但不是那么回事,我不爱她。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不停地在和玉米掰手腕。这个女孩子的力量太大,我的人整个儿绷着,我始终在和她较量,她的一举一动,始终在侵犯我的内心。而我在一步一步地安排她的命运,这构成了一种相互侵犯的关系,互不相饶,互不妥协,所以我特别振奋。我真没想到《玉米》这篇小说我四十天就把它写完了。我非常迷恋这个创作过程,那时候恨不得写得长一点,拖上一年半载的。可事实上,四十天之后,我就把它写完了。所以偶尔我还会回忆起来我写《玉米》的那个状态,好长时间魂不守舍。

张:不少人都是从权力文化的角度讨论《玉米》的。

毕:是。不过这里头还是有区别的,我强调的其实是“极权文化”,而不是“权力文化”。二者有天壤之别。

张:您使用的概念和通常的概念可能有一定区别,批评家谈的“极权”指的是革命或者法西斯的一套体制,“权力文化”则与中国传统有关。您谈的“权力”则可能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更切近自由主义的概念。

毕:关于权力、极权,我们没有必要把福柯等一系列的哲学家们拖出来谈。我不喜欢那样,那是学者们所做的事。谈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来谈比较好。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什么是权力?什么是极权?复杂吗?不复杂。福柯这个人真的是不讲理的,在权力面前,人是不自由的,这句话等于没说。权力就是专制,这句话也等于没说。我不喜欢穿衣服,可是,太阳有它的权力,在冬天,它跑到南边去了,天冷了,我们能不穿吗?

张:其实,读者对玉米的理解可能和您、和批评家都有一定差异。玉米很有心计,甚至也使手段,但最终呢,很多读者还是很喜爱她。这表明尽管您不爱玉米,但您的写作重现了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玉米做得不尽对,但她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的环境。她需要那样生活下去,她不会因为您这个作家不喜欢就不那样。您把她的内心展开了,让读者在通常判断为错误或不正确的行为之下看到了人性。这人性不是黑暗,而更多的是苦难与合理,是忧伤,是承担。这或许就是您和她“掰手腕”的原因。您不喜欢她,但您写作的方法提供了她被读者喜欢的人性的光芒。所以,读者的喜爱应该在此,而未必是批评家所说的与曹七巧的相似。

毕:将玉米和曹七巧放在一起比较,挺有趣。其实她们完全不一样的,即使是相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面,我都有信心把它重写一遍。

张:说一句对张爱玲未必恭敬的话,她也许还没有挖掘出曹七巧更深的内心世界。

毕:王安忆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她比张爱玲更宽,我不认为王安忆自大。张爱玲是一个温度计,她把自己粘在中国社会的末端上,拉出一具尸体,然后,把尸体的体温告诉了我们。张爱玲的贡献就在这里,所以,她是冷的。

张:很多人还注意到了您“王家庄系列”中的权力文化问题,譬如汪政认为您的小说是“中国社会的权力镜像”,李敬泽认为《平原》描写了“*”中权力复制的荒诞及其对人性的扭曲。这类说法与您自己关于“人在人上”的“鬼文化”的思考有关。所以我想知道,权力对于个体的压制是不是您考虑的重心,或者说,权力对人的控制是不是您展开想象的基本动力?

毕飞宇(6)

毕:没错。权力,或者说,极权,一直是我关注的东西。每个作家都有他不愿意放弃的兴奋点,我的兴奋点是在这儿。说到这里就要谈理由了,一个作品,一个作家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我的理由就是对极权的关注,也可以反过来说,我关注最基本的人的权力。我是热爱权力的人,而不是相反。我希望我们自己,我作品中的人,都有我们的基本权力。

张:但我的感受是,“三玉”尤其《玉秀》、《玉秧》用“权力镜像”一说还大致可以解释,但到《平原》我们就很难说是毕飞宇依靠某种模式写出来的。准确地说,它应该是您对生活记忆的捕捉、想象与呈现,如同古人所讲的“象”,混沌,且不可解释。

毕:《平原》毕竟是长篇,开阔得多。就像玉米那个小姑娘后面的辫子,《玉米》只有两三股,不管怎么编,你都能看到三股东西交织的痕迹,《平原》却远不止两股、三股。你刚才说到了“混沌”,如果《平原》有什么让我不满意的,恰恰就在此,它混沌得还不够。一个长篇,你不到三言两语概括起来把它打发了,它肯定是失败的。文学史上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红楼梦》,它写得非常实,像雕刻,诸如人物关系、打扮、饮食、建筑之类的细节,都纤毫必现。但是当你把这个很实很实的作品读完之后,你却发现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最新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