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建造一个同等规模的通用机械厂,八十万就算宽裕。建造一个电子厂,总投资也不过一百多万。他们在董美堂带领下,从厂区建造开始,从头跟踪这次美国公司整个硅晶园制备过程,对西方电子企业精益求精也有些思想准备,但一听总造价竟然高达五百万以上,还是震惊不已。
郭逸铭冷笑。
才五百万,太便宜了!
要不是这个时代硅晶园制备技术还比较初级,不需要更高水准的洁净厂房,真按后世电子企业建造需要,一个晶圆厂没有几十个亿投资,想都别想。
现在五百万就能建造一个晶圆厂,他这些天做梦都常常笑醒过来。
当第一个在国内投资的高科技企业,真是赚大发了,想不到国内的底线如此之低。
建设投资、设备订制、安装调试,所有的资金都不需要先期投入,只需要让材料应用研究所全程跟踪,转让全套制造技术,就可以在投产后,用生产的硅晶圆来抵账——按照国际市价来抵账!
赚翻了!
从国内采购的硅晶圆制备材料,高纯度多晶硅国际价格是每公斤8美元,而制备出来的电子级单晶硅国际价格高达416美元!
对比一下双方的价差,原材料采购就像白给一样!
这就是技术代差形成的单方面掠夺式交换,国内由于缺乏高纯度单晶硅大规模制备技术,要么不买,要买就只能接受西方的单方面定价。硅晶圆生产是这样,矿产、石油也是这样,西方从第三世界购买矿产、原油,经过提炼加工,生产出钢材、汽油,又以数倍、十数倍、数十倍的价格,高价卖给其他国家,通过技术代差,光明正大地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掠夺式交易。
事实上,首先提出用硅晶圆抵账的并不是郭逸铭,虽然他确实有这个想法,但还不好意思提。照郭逸铭最初的想法,是用他带来的几万美元,订购一台单晶炉,通过出售硅晶圆一点点积累资本,慢慢壮大。
所以最开始谈合作时,他一再推托,最后被逼急了,向公司方面汇报,才“勉为其难”表示同意在国内建一个硅晶圆制备实验室。只是建一个实验室,订购一台单晶炉就合情合理了,他也有钱付账,不会被当作一个骗子,从而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以后扩大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没想到,市委方面竟然对这个提议不满意!
他们认为,如果只是实验室制备,国内已经有相关技术了,别说三英寸,就是六英寸也研究出了一些眉目。国内差就差在大规模制备技术上:厂房如何建设、设备如何制造、具体的工艺流程,这些才是国内的弱项。
郭逸铭提出只是建一个实验室,令市委市府方面大为失望。
他们努力地做他的工作,循循善诱地劝他说服公司,在国内建立一个标准的硅晶圆制备工厂,并大拍胸口,表示一定会给予最优惠条件。
这把郭逸铭乐坏了。
他装作很为难地样子,向中方谈判小组透露了一个“公司绝密消息”:公司刚刚研制出几项硅晶圆制备技术,取得了技术专利,正在美国寻找风险投资商,获得风险投资,不过风投公司要价太高,公司方面并不满意。
中方谈判小组一听大喜,经过市委市府研究,决定采用专利抵押方式,将公司拥有的热屏、隔热耐腐涂料专利抵押给政府,由政府无偿帮助西部计算机公司进行厂房建设,投产后再以晶圆棒按国际价格抵价归还。
唯一的交换条件,就是合资建厂、技术转让。
这可是个喜出望外的消息。
大方向一致,他以为很快就可以谈成。可双方接下来的谈判,还是让他有精疲力尽之感,在合资股份上,在企业管理上,在职工工资上,双方都出现了严重分歧。
刚对外开放,国家对外部世界充满了警惕,极力维护国家制度不受影响,对投资比例有着严格的规定,规定外商投资比例不得超过企业总投资的百分之五十。
企业内必须成立党支部,由书记对企业进行管理,企业人事权完全掌握在书记手中,西部计算机公司只能以董事会的名义参与管理。
企业内不得实行差额工资,也就说必须按照国内工资制定水平,按照等级工资发放,做到所有工人同工同酬,一碗水端平。
这些要求,郭逸铭绝对不会答应。
股份比例只有百分之四十九,他就不是以企业决策者身份出现,只是一个股东。无法掌握的企业,拿来有何用?企业人事权更是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没有人事权,就谈不上对企业的管理。财权也是同理,是企业对职工进行管理的最有效手段。
股份、人事权、财权都不由己,这样的合资企业还不如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