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会(反动派叫它为〃第三党〃)的关系,一方面进行搞垮这个党的活动,同时又
企图通过这个党中的少数败类来接近中共组织去做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阴谋。他当
时介绍到军统的第三党人员虽不多,但都很受南京总处的重视。总处的书记长曾多
次到上海和这几个人见面,给他们的活动费也很多。这些人的住处我没有去过,他
们大都是直接和吴乃宪用电话约好,叫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候他们给我情报。我常常
在约定的时间与地点见到他们时,也顺便把钱交给他们。当时我和这几个直属通讯
员很少聊天,因为吴乃宪曾再三叮嘱我少和他们谈话,见面后彼此都很客气,约定
的地点总是茶楼酒馆的小房间。他们照例请我吃一顿,往往把情报夹在画报与小说
中交给我。我当时还只二十来岁,他们大都是三四十岁,老把我看成小弟弟一样,
总要叮嘱我不要把东西落掉了。
我在上海区担任交通联络工作将近三年,一九三三年以后虽已担任法租界情报
组长,但还是兼交通,住在区部。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兼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
督察,才辞去交通职务,由南京总处改派王湘荪为区交通。我在担任区交通期间,
与我有过联系的直属通讯员几十人当中,虽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却没有一个是共产
党干部,只有一两个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戴笠每到上海,对上海区没有办法打
入中共组织与拉出中共的重要人员常常发大脾气。有次他找区长、书记和几个组长
在四马路杏花楼吃饭,非常生气地说:〃这样搞下去,我们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
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当时上海区的历任书记、组长等虽有些是中共
叛徒,但在叛变后关系便中断,都没有办法再去发展。蒋介石和戴笠对这一主要工
作最不满意,总责怪上海区的各级特务没有尽全力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我在上海将近六年中,据我所知,当时每个特务莫不想尽一切办法来从事对中
共地下组织的打入拉出工作,但收到的效果很小,总没有像对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进
步团体和反蒋集团那么容易。因此,上海区每年年终总结工作时,老是要受到南京
总处和戴笠一顿臭骂。每年年初虽拟好一些对付中共组织的办法,却从来没有一次
能够做到过。戴笠经常强调对中共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一再严格要求每个特务
不要忘记这是最大的心腹之患,但一直到抗战发生我离开上海时,我方面的工作还
是没有〃成绩〃。为此,区长、书记、组长等几年间也一再撤换。|奇…_…书^_^网|
余乐醒任区长时,区部都是设在法租界内,先后设在辣斐德路、吕班路、西门
路等处。当时区部办公费和特别费只有二百元,除租房屋和临时与直属通讯员见面
开旅馆、进馆子等花去一百多元外,剩下的便不多,连买一部好点的照相机都费了
好几个月时间才买成。当时特务们胆子很小,生怕共产党进行报复打击,区部除几
个组长能往来外,一般组员都不知道区部设在什么地方。每天进出也怕人跟踪,连
一部汽车都没有。当时只有行动组一辆汽车,除了做绑票暗杀外平日都不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