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
二 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不准雇用中国仆妇。
三 夷妇不准进广州。
四 在贸易期间,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园游玩。
五 夷商不准坐轿。
六 夷商不准直接晋见中国官员,有所请求时,应写妥呈文请洋行代转。
七 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
这个条例显示出自十四世纪到本世纪(十九)约五百年之久,中国对西洋的畸形观念,和商业上的畸形关系。
三 英国势力的东进
所谓畸形观念和关系,这是二十世纪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却认为十分正常。
西洋自上世纪(十八)发生工业革命,帝国主义条件成熟,通商贸易成为各国的主要生存条件。各国在中国的商业,英国迅速地超过葡萄牙而居第一位,所以对中国跟西洋各国间的畸形状态,不能满意。上世纪(十八)一七九三年,英国派遣马甘尼率领一个六百余人庞大的使节团,携带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元(镑)巨额的礼物,前来北京,希望跟中国达成下列协议,建立充份的外交关系:
一 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 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 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 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马甘尼的使节团到达天津后,中国清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面“英(口吉)(口利)贡使”的旗帜,插到他们的船只上,宣称马甘尼前来朝贺皇帝弘历的八十寿诞,其实弘历的八十寿诞,于三年前(一七九○)已经过去了。
英国的国力在上世纪(十八)已够强大,所以英国人的膝盖也就比从前尊贵。马甘尼到北京后,拒绝双膝跪地,认为如果跪地,就等于承认英国是中国的受保护国——藩属。马甘尼的坚决态度,对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是一种挑战。不过弘历的虚荣心不愿这场晋见告吹,因为还没有从万里外那么遥控远地方来过的贡使,所以特别准许马甘尼用觐见英王时一膝下跪的礼节。但对马甘尼所提出的要求,却全部拒绝。弘历的目的只在满足自己的大头症,不在为一个番邦解决问题。为此,他特地向英王颁发了两件诏书,说明中国不能答应他的请求的理由。
第一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你远隔重洋,倾心中华文化,特派使节,恭恭敬敬,捧着表章,航海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披阅奏章,见你词意恳切,足以证明你恭顺的诚意,深为嘉许。你表奏上请求派你国一人居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不可。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一准许。又岂能因你一国的请求,而破坏天朝制度。天朝托有四海,对奇珍异宝,并不重视,你此次进贡各物,念你诚心远道呈献,我已下令,命有关部门收纳。其实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万国来朝,任何贵重的东西,应有尽有,这是你的使节亲眼看见的,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详细示知。
第二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昨日你的使节,又以你国贸易之事,呈请大臣转奏,无一不是要求变更以前所定的制度,不便批准。自来西洋各国,跟你国夷商,来天朝贸易,都住在澳门。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跟外夷互通有无。只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是西洋各国所没有的必需品,所以特别开恩怜恤,准你们在澳门开设洋行。而今你国使节在原规定之外,多作妄求,恳请在舟山、天津登岸贸易,此事不能允许。又恳请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存货,此事尤不可行。又请拨给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居住你国夷商,自应遵照往例,仍在澳门居住。又称英吉利夷商要求免税减税,查夷商贸易,往来纳税,都有一定规章,自应遵照旧章办理。至于你国所奉的天主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教化四方,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分别,甚为严格。你国使节之意,欲请放任炙人传教,更绝对不可。我对进贡的外国,只要它诚心向化,无不特别体恤,表示怀柔。你国在遥远的海外,诚心进贡。我所赏赐的优待,也倍于他国。现在再明白晓谕。你当上体我心,永远遵奉。
这两件诏书所表示的中国的立场,并没有夸大之处。像自称为“天朝”,并不是中国自己捏造出来的光采,在本世纪(十九)之前,所有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暹罗,上自国王,下到农夫,他们对中国一向称为天朝。朝鲜人越南人绝对不说:“你是中国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而只说:“你是天朝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
马甘尼虽受到盛大的优待,却毫无所获。马甘尼回国时,弘历命他纵穿中国本土,从陆路南下,目的在使“英夷”震惊于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以吓阻他们的邪念。
然而,那时大黑暗已经反扑,政治的腐败已经使社会溃烂。马甘尼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外交家,他没有被北京豪华的排场所迷惑,反而对他所接触的事物,作出一一中肯的判断。
马甘尼首先发现清政府的贪污病菌,已深入肺腑,而贪污和强大是不能并存的。弘历批准使节团的招待费每天银币五千两,这是一个骇人的巨款,但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一位负责招待的赵大人告诉马甘尼说,某一年广州附近的县份被大水淹没,皇帝颁发银币五万两作为救济金,但在北京就先被中央官员克扣三万五千两,只剩下一万五千两发到广州。发到广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