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痛了,我不想说。”
“别问我这个,我心痛。”
十几个人,回答几乎一模一样。
跟我们一起去调查的陈敏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医学专家,说她接触的所有以暴制暴的妇女,“没有例外,每一个都有性虐待”。这种虐待最让人受不了的不是身体的伤害,燕青说:“他侮辱我。”
我不想问细节,只问:“用很卑鄙的方式吗?”
“是。”她双眼通红。
说到这儿,她们哭,但哭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这种无声的哭泣,是多年婚姻生活挫磨的结果,十年以后,即使想要放声大哭,也哭不出来。
“这些女人太笨了,弄一壶开水,趁他睡着,往他脸上一浇,往后准保好。”有人说。
我中学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个小混混,他个子不高,看人的眼光是从底下挑上来的。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他都在路口等着我,披一件棉军大衣,就在那儿,路灯底下,只要看见一团绿色,我就知道,这个人在那儿。
我只能跟同桌女生说这件事。她姓安,一头短发,说她送我回家。
“你回去。”他从灯下闪出来,对她嬉皮笑脸。
“我要送她回家。”
“回去。”他换了一种声音,像刀片一样。我腿都木了。
“我要送到。”她没看他,拉着我走。
一直送到我家的坡底下,她才转身走。大坡很长,走到头,我还能听到她远远的口哨声,她是吹给我听的。
长大成人后,我还梦到这个人,跟他周旋,趁他坐在屋子里我跑了,还冷静地想,跑不过他,决定躲在大门的梁上,等着他追出去。他跑出来找我,眼看就要从门口冲出去了,但是,脚步忽然放慢了,我看到他站住了,就在我的下方,他的眼光慢慢从底下挑上来。
他马上就要看到我了,我甚至能看到,他嘴角浮现的那一缕笑。
我全身一震,醒了过来。一个没当过弱者的人,不会体会到这种恐惧。
采访的十一个杀夫女犯中,只有一位没有说杀人的原因。我去她娘家。她姐把我拉到一边,迟疑再三,对我说:“你不要问了,她不会说的……她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出事那天,他赤条条的去了两个女儿的卧室。”
“什么?”
她姐紧紧地扯着我衣服:“不要,不要出声。”回身只给我看卧室门上,深绿色的荷叶扣像是被撕开了,只剩一个螺丝挂着,悬在门框上。“这是那个人撞坏的,他把我……”她没说下去,如果不是这个伤口一样的荷叶扣,和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惨伤羞耻的表情,我很难相信着是现实。
院子里,上百只翠绿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脏雪里,乌黑的口森森朝上,是这个男人曾存在的证据。
这些女人结婚大都在七十年代,没受过教育,没有技能,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像栽在水泥之中,动弹不得。安华也求助过村书记,村里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树上打一顿,但回家后他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不敢再介入。妇联到了五点就下班了,她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厕所里冻一夜。
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经验显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再发生。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令,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禁止他们联络、跟踪、骚扰对方,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你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容忍的。
但直到我们采访时,在中国,一个男人仍然可以打一个女人,用到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的姐妹,殴打她的孩子。他甚至在中人面前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善或恶,但是恶得不到控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最后一夜,“血红的眼睛”睁开,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没有来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
他们都说:“最后一天,他特别不正常。”
小豆说:“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杀死,他决不罢休。”
“你怎么感觉出来的?”
“因为他看着表呢。”
“这个动作怎么了?”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在等时间。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四点五十,天快亮了。他说:嗯,快到五点了。他说你说吧,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动手?”
“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吗?”
“我看了。他的眼睛都发直了,血红血红的,一晚上了。”
她有过一个机会逃掉,拉开门想逃到娘家去,被他用到抵着后背押了回来。她把心一横:“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他说:“你姐姐、你父母、孩子,我一块儿炸了他。”
“我当时想,我一条命还不够吗?我跟他生活了八年,还不够吗?我就顺手抄起棍子打了他。”就这一下,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劲儿。打完之后,小豆不知道他死了:“我说怎么出血了呢?我还擦了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