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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1页)

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203页。'

同时,还通过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和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举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尔后,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徐惟烈任秘书长,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至此,同盟军抗日准备基本就绪,察省出现了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却对此坐卧不安,责令北平军分会取缔同盟军又找不到借口。于是大肆造谣诽谤,攻击冯玉祥“勾结共产党”,“勾结苏俄”,“别有他图”,甚至诬称冯“名为抗日,实为联日”等等。但冯不为蒋、汪的攻击所动,针对他们的诬蔑,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适当调整同盟军工作方针,放弃内外一样红的“胡罗卜”方针,采取“内红外不红”的“西瓜”

方针。

第二,通电全国,逐条批驳南京、北平方面的攻击、郑重声明,他“只知反对屈辱妥协,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月”。'《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

第三,请各报记者到现地采访报道,让全国了解察省真相。

6月14日,冯玉祥对上海《时事新报》记者说:“中日双方所商停战协定,其范围仅限于河北及平津,察哈尔从此益陷于一发千钧之境,本人乃当仁不让,起而自卫。”他表示:“我决不离开张家口,等着敌人到来,我要和他拚个你死我活,我如离开此地;我就是怕死。”'《时事新报》1933年6月21日。' 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冯玉祥抗日的一片赤诚之心。

(二)进行察东战役

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针对察东四县失陷,日伪军可能进攻张家口的形势,组织了收复察东的战役。为打好这一仗,冯玉祥调集方振武的救国军、吉鸿昌的第2军、邓文的第5路军、张凌云的第6军、李忠义的第16军等部组成北路军,以方振武为前敌总可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作战。北路军分成左右两路,分别由吉鸿昌和方振武兼总指挥,于1933年6月21日开赴张北附近待命。共产党员掌握的第2、第5师均为这次北征的主力。原在张北的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及其他地方武装亦配合行动。

6月22日,张砺生部首战康保,经3小时战斗,守敌崔兴武部向东逃窜,同盟军收复康保。23日,同盟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吉鸿昌、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进击宝昌;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

沽源伪军刘桂堂部于26日通电反正,使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陷于孤立,同盟军击退该部,收复沽源。7月1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痛击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伪军遭打击后东逃多伦,宝昌又告收复。同盟军完全收复察东三县后,又乘胜发起多伦战斗。

多伦为察东重镇。它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多伦城由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一部固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工事。根据敌情、地形,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集中4个师,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一举攻克多伦。其部署:以张凌云部为左路,以李忠义部为中路,以刘桂堂部为右路,以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会后,各路部队向多伦外围地域集结。7日23时,同盟军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日伪军凭借工事与火力,拚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击。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连续三次指挥登城,均未奏效,伤亡200余人。

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甚重,乃暂退原阵地待机。为扰乱敌人后方,吉鸿昌暗派副官率士兵40余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晨1时,吉鸿昌利用夜暗再次组织猛攻。当攻城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敌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3小时巷战,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

至此,失守72天的多伦遂告收复,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在察东战役中同盟军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自己伤亡1600余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给全国民众带来希望。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将领),或函电交驰,纷纷祝捷;或捐钱捐物,支援前线;或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收复东北四省。7月14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称赞说:“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尽筹硕划,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塘、秦桧者,将有所畏慑,而不敢逞行其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64页。'

7月16、17日,李烈钩、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先后电贺冯玉祥克服多伦。电文说:“捷音传来,逻迩欣慰。激已死之人心,伸大义于天下。”表示“从种种方面设法策应”。'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0~77页。'

7月26日,天津《益世报》在《再论察局》一文中指出:从“九·一八”起,“我们只有失陷领土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收复失地的工作”;现在“有之,吉鸿昌收复多伦为第一次。”切望“当局勿功秦桧而罪武穆”。在捐款方面,各省当局和各民众团体共捐近40万元。海外13华侨团体亦发出通电,吁请旅居国外的爱国侨胞给同盟军以军晌支援。为把抗日爱国斗争从察哈尔扩展到热河和东三省,冯玉祥决心“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东北)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0页。'

7月27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以冯玉祥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委员由同盟军高级将领担任,并发出成立通电。电文称:“慨日东北覆亡,普天同愤”,“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职责所在,全力赴之。”'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1页。'

三、冯玉样出走与同盟罩失败

(一)冯玉祥被迫出走

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相反,蒋汪政府出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需要,竟千方百计破坏抗日同盟军,企图压垮冯玉祥。还在同盟军进攻多伦前夕(7月3日),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祥“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日益鲜明”,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办法。”'《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月6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井令庞率领第10军、冯钦哉率领第7军、万福麟率领第119师、徐庭瑶率领第25师、何遂率领第55军一部以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到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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