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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我终于意识到，我的命不仅仅是自己的，还是大家的命，还是新东方的命。不能新东方没干成，命就丢了”，俞敏洪说。两天后，俞敏洪的保镖出现了。夫人和孩子也不敢接回国，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从此，我的个人生活没有了，永远没有了。”

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两次幸运的逃生，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俞敏洪对生命的态度，改变了他处理事务的一些方式。

之后新东方“公司化改革”决定的推出无疑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也促成以后俞敏洪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因为他不只属于自己。放弃自我，改变自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俞敏洪个人的牺牲，可是如果能够换来集体或团队的幸福与安乐，是否值得？俞敏洪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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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祸起萧墙：利益之争（1）

中国历史几千年，经历过“分封割据”的混乱，经历过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经历过“民主共和”，孰优孰劣不易评断，是非成败各有千秋。

币有双面，剑有双刃。事物自然都有正反两面，关键在于是否能依据环境和条件进行判断，是否取其优而弃其劣。

新东方从夫妻店，到“分封制”，再到“中央集权”，直至制衡策略，其中有得有失。重要的是，在这一系列的蜕变里，在痛苦的挣扎中，新东方这艘巨轮没有倾覆，在略微颠簸中继续扬帆前行。

或许不断的波折，才能化解积蓄的矛盾，除掉暗雷，才能砥砺远行。

“分封制”的动摇

蚕，在茧中蛰伏，历经苦痛，方能化蝶；否则，蚕将在桑叶上缓缓死去。

生命，总是在不断突破陈旧的以往，总在痛苦挣扎中飞向美好的明天。生命是永无止息的发展，停步就意味着死亡。

俞敏洪深切感受到蜕变的迫切。新东方有着饱满的精力，振翅欲飞，若不破茧而出，只能在黑暗与封闭中毁灭。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并起，群雄纷争，战乱连年。虽然各国都努力发展各自的经济文化，中华大地上却始终只是一盘散沙。500年来，有“春秋五霸”，有“战国七雄”，但谁也不能真正成为强者，强弱胜败转眼即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灭六国，统天下，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大一统时代。“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与法律，立国之基得以建立。虽然秦朝只存活了短短15年，却为此后几千年统一王朝的发展作出了最好的示范。

诸侯割据的时代，即使生产力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发达，文化如何繁荣，到最后却只能在秦国铁蹄之下灰飞烟灭，何也？

一个国家如果长久处于分裂的状态下，不论区域发展如何良好，始终不能有所成，甚至不能自保；一个企业也是如此，如果长久维持同样的模式，便会停滞不前，最后只能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淘汰。

新东方初期是夫妻店模式，俞敏洪负责宣传，妻子负责财务，虽然也有亲戚参与经营，却只停留在家庭作坊式的经营阶段。当新东方逐渐壮大之后，这种小家庭产业经营方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东方这个蓬勃发展的事业，就好像将一棵树的种子种在花盆中，想要长成参天大树，却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俞敏洪于是想到了移居海外的老同学，可是在国外生活何等优越，当时新东方不过刚刚有些起色，如何说服一帮老同学放弃国外安逸舒适的生活，回来和他一起奋斗？

其实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财富只是人生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价值。给人打工，哪怕待遇优厚，却没有什么多少价值实现可言；俞敏洪能提供的，是一个任由他们发挥的平台，可以由他们自己经营、自己作决策的事业。

徐小平、王强、包凡一等人回到新东方，俞敏洪分给每人一块产业，收取15％的管理费，公司完全归属个人。徐小平负责留学咨询，王强负责基础英语培训，杜子华负责英语听说培训，包凡一负责出版，何庆全负责写作。从1994年到1997年，陆续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这就是俞敏洪著名的“糖纸理论”。小的时候亲戚来家里做客，给了俞敏洪几颗糖果，当时糖果是很奢侈的零食，俞敏洪舍不得吃。几个朋友看见了，都嘴馋想吃，俞敏洪便把糖果给朋友吃，自己舔糖果纸。

“海龟”们在新东方上交15％的管理费就能够拥有一块自己的产业，利润完全归属于个人，吃完了“糖果”，留给俞敏洪的“糖纸”就是新东方的品牌。俞敏洪靠“糖纸理论”完成了新东方的第一次质变，由家庭作坊升级为一个“分封制”的品牌产业。

如果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分封制”本身是俞敏洪用以协调利益均衡的策略。要知道，新东方的高层没一个不以天才和精英自居，他们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要生存，还要发展；要利益，还要理想。这么一群人，绝不是可以用大把大把钞票哄住的，他们要钞票，更要能控制钞票出入的成就感。

“计划赶不上变化”，俞敏洪初期的设计再怎么精致完善，也无法完全预知英语培训市场的走向。2000年初，新东方出国英语培训的比例逐步降低，王强号称“从0岁到99岁”的基础英语培训却出人意料的扩张，加之未被各“诸侯”覆盖到的领域如计算培训、教学软件等的发展，导致“诸侯”们利益不均衡，边界混淆重叠，纠纷矛盾不断，“分封制”开始动摇了。

第二节　祸起萧墙：利益之争（2）

俞敏洪又回到了花盆里种树的困境。他发现，比将妻子、母亲和一大帮亲戚请出新东方更让他头疼的情况出现了。各“诸侯”的地盘虽然发展迅猛，却缺乏整合，彼此明争暗斗，互相攀比，互相挤轧，都希望自己的地盘成为新东方最主要的阵地，大家都在看着俞敏洪究竟会和谁形成联盟。

改，是为了不断进步；变，是期盼成为永恒。新东方需要第二次质变，需要进行现代企业转型，从“分封制”走向“中央集权”。

这一次，俞敏洪面对的不是可以连哄带骗的亲戚，而是一帮比谁都难伺候、比谁都精明的“海龟”们。

中央集权的疑问

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相加相减，整体并不总是等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经过优化而组合成为整体可以发挥出远远超过部分总和的力量，由量变引起质变。

历史上的春秋战国转变到秦朝的统一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个国家如此，一个企业也是如此。新东方的现代企业转型，核心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如何改革。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诸侯国势力的壮大，周王朝已非实质上的统治者。尽管如此，各诸侯国依然定期朝觐，向周王进贡，名义上依然属于周王朝，以维持表面的均衡。

新东方此时也是如此。几位副校长只是虚职，名义上归属于俞敏洪的新东方学校，但实质上只是大家共享新东方的品牌而已。副校长并不涉足学校行政事务，在节庆晚会或是结业典礼上的现身，更类似于一种义务或回报，因为俞敏洪为他们提供了平台，提供了获取利益的渠道。

当新东方旗下的各诸侯国利益均衡被打破时，急速扩大的市场需求与新东方内部越来越混乱的“诸侯割据”已经无法通过浅层次的协调来解决，现代企业转型即股份制改革势在必行，否则，新东方将在一场场诸侯混战中走向毁灭。

新东方的转型痛苦而艰难。原先将家族人员请出新东方，尚且要得罪一帮亲戚，惹得母亲和妻子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