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向入秦与北上救赵,看起来只是一个进军方向问题,实质上影响却极为深远。刘邦西向入秦,虽然要与秦军交锋,进军也不是一帆风顺,但是,西向入秦的刘邦集团却避开了与秦军两大主力——章邯军团和长城军团——决战的巨大风险。因此,入秦之路相对顺利得多,而且又为刘邦以先入秦为关中王提供了法理依据(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与刘邦相比,惨多了。
—是失去了一把手的身份。项羽北上救赵时,身份只是宋义的一员副将,而宋义又不是一个真正懂得军事的战将(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项羽屈居宋义之下,实在是委屈了这位天才军事家。
二是项羽北上救赵的任务非常艰巨。项羽北上救赵要遇到的是秦军的两大主力:章邯军团与长城军团。这两支力量都是秦军的精锐之师,而且人数众多,绝非项羽所率的军队可比。因此,北上的项羽将要遇到的是一场恶战。由于战斗惨烈,持续时间长,使得项羽集团不可能像刘邦集团一样顺利地进入关中,因此,关中王的宝座已经与项羽擦肩而过了。
三是楚王心的这个决定是由一些元老们提出的(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表面上看起来与楚王心无关,其实,这个决定正是在他主持下作出来的。
如果没有范增建议立的这位楚王心,项羽怎能吃这么个大亏呢?
项羽的军事才能在巨鹿之战中发挥得非常出色,但是,他进入关中的时间却比刘邦晚了两个月。项羽不同意刘邦做关中王,将刘邦封到巴郡、蜀郡、汉中郡,将刘邦的势力驱逐出关中,这是因为项羽拥有的实力决定了只有他能分封诸侯,刘邦不能分封诸侯。但是,项羽可以这样做,却因此在政治上减了分,因为大家都明白项羽这样做是违背“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决定的。
楚王如此分配任务公正吗?未必!
楚王心与他身边诸大臣的商议,其实对项羽并不公正。如果项梁活到此时,他们敢这样分配吗?绝对不敢!楚王心是项梁所立,楚王心身边的诸大臣大都也是项梁所任命的,他们与楚王心一样,对项氏集团怀有极深的戒备之心,不希望项梁死后再冒出来一个难于驾驭的项羽。为了削弱项氏集团,他们扶植刘邦集团。当时,秦军强大,先后击杀了陈胜、项梁。除了项羽刘邦二人之外,没有一位楚将愿意与秦军交战。在此二人之中,无论是楚王心,还是楚王心周围的诸大臣,自然都倾向于选择刘邦西进,而把北上救赵的艰巨任务交给了项羽。换句话说,让刘邦吃肉,让项羽啃一块硬骨头。项梁兵败被杀,项氏集团实力大减,项羽此时没有实力与楚王心叫板,只能屈从于这个对自己并非公正的决定。但是,楚王心此时并不知道,项羽的勇武决定了即使他北上救赵也一定能脱颖而出。时势需要项羽这样叱咤风云的英雄,项羽这样勇猛异常的英雄也一定能横空出世!任何人为的封杀都不可能阻挡项羽的胜出。
北上救赵虽然凶险异常,但是,正是在这场空前惨烈的大决战中,项羽胜出了。楚王心与诸大臣的“巧妙”安排,恰恰成全了项羽,使他成为灭秦的男一号,成为诸侯联军的总盟主,成为决定楚王心生死存亡的决策人,成为秦亡汉兴之际的主政人。这是楚王心与他身边的诸大臣始料不及的。常言人算不如天算,信哉,此言!他们让一位书生宋义做主将,希望宋义能成为项羽主宰大局的羁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项羽敢于杀宋义,夺兵权,破釜沉舟,大败秦军。
可见,范增一个立楚王之后的决定给项羽带来了多么大的负面影响!楚王心的出现,对项羽集团而言,积极作用并未显现多少,消极作用却非常明显。
项羽打完巨鹿之战,完全消灭秦军主力,成为诸侯联军统帅之后,曾经寄希望楚王心能够改变“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以便名正言顺地将刘邦逐出关中。但是,项羽给楚王心的报告,得到的却是楚王心两个字的批示:“如约”。“如约”,就是照原先的约定办(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
楚王心并未因项羽立下盖世之功而改变自己原来的约定,仍然坚持要先入关的刘邦做关中王,完全不顾及项羽的盖世之功。这再一次表明了楚王心这个放羊娃并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他要行使他作为楚王的权力。“如约”二字让项羽感到了压力,也让项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执行这一决定,项羽不甘心;不执行这一决定,明摆着让自己背上抗旨的黑锅。
项羽自然不愿像项梁战死之后那样再受楚王心的摆布,便公然走上了抗旨不遵之路,走上了与楚王心背道而驰之路。这条路是项羽的必然选择,项羽作为秦亡汉兴之际的实际主政者,不可能再听命于楚王心。但是,这条路也使项羽在政治上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项羽的怨恨主要有两点:一是楚王心不让自己与刘邦一同向西进兵,却让自己北上救赵,导致自己入关时间晚于刘邦两个月;二是项羽在巨鹿立下盖世奇功之后,楚王心仍然坚持按原先的约定办,使项羽非常为难。
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
项羽只好从实际出发,认为怀王没有功劳,不能擅自约定。真正安定天下的是自己和与自己一块儿参加巨鹿之战的诸侯联军。因此,项羽把怀王尊为“义帝”,自己开始主政。
作为首先倡议立楚王心的范增,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有何表现,史书完全没有记载。史载的缺失,使我们不知道范增干了些什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范增建议立的楚王心,使自封为西楚霸王的项羽陷入了政治上十分被动的境地。
巨鹿之战后项羽已经成为诸侯联军总盟主,拥有了分封天下诸侯的实力与权力;但是,此时的项羽却遇到了范增当年给他带来的一大被动:在项羽的头上还有一个名义上可以领导项羽的楚王心。
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是范增这位黑高参当年立楚王之后的恶果,这个恶果现在轮到项羽来吞食了。项羽最初的决定尚较稳妥,即封楚王心为“义帝”。这个“义”即是“义父”“义子”之“义”。
项羽此时已经无法容忍楚王心主政,他认为:义帝是“天下初发难”时的产物,真正灭秦定天下的不是“义帝”。因此,应当将义帝之地分封给灭秦诸将。这个决定,满足了灭秦各路诸侯的愿望,而不尊义帝的责任又由项羽一人来承担,所以,大家一致同意(诸将皆曰:善)。
应当说,项羽的这番话并无过失。项羽清醒地认识到,立楚王心是权宜之计,是秦末大乱初起时的不得已之举。真正打败秦军灭秦者是参加巨鹿之战的诸将。义帝既然无功,就可以分其地封诸将。
项羽的这个决定得到了诸将的拥护,说明分封是大趋势。到此为止,项羽在处理义帝问题上尚无大过失。范增当年这条建议也没有给项羽带来大麻烦。
项羽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下面的两条后续措施上:
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
将义帝迁到长沙,逐出中原,已经有些过分;更为遗憾的是项羽派人刺杀了义帝。
项羽封楚王心为义帝,分其地以大封诸侯,甚至于将其迁往长沙,这种做法尚不足以铸成大错。项羽真正的失误在于他迁义帝之后又派人刺杀了义帝。这是项羽政治上最大的失误之一。刘邦利用项羽刺杀义帝一事大做文章,白衣白裤,为义帝发丧,打出了为义帝复仇的旗号,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年七十,好奇计”的范增,在楚王心的问题上给项羽带来了大麻烦,造成了项羽政治上的大被动。
范增的初衷是为项梁争取民心,但是,客观上为项羽制造了麻烦。这件事我们不能全怪范增,建议是他提的,但是,最终是项梁同意的。如果项梁不同意,范增的建议也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宋人张耒写过一首题为《范增》的诗:
君王不解据南阳,亚父徒夸计策长。
毕竟亡秦安用楚,区区犹劝立怀王。
此诗批评范增建议立楚怀王,给项羽带来了极大的政治被动。
再比如,彭城之战后,刘邦派人说服黥布叛楚归汉,使者对黥布说楚兵虽强天下,负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一个杀义帝,竟被看做是“负不义之名”的主要理由。
第二,政治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