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如此汹汹,但国朝上下却始终消极被动,几乎无所作为。
他的心在滴血!
福建人是去年十月才来到北京的,当时北京的情况着实把他吓了一大跳。
整个北方普遍爆发了瘟疫,颇具医术的他早已有耳闻。
这场瘟疫实际始于崇祯六年,最先是在山西,然后开始向周边扩散,并在多个地区引发了十室九空的大疫。
结果,瘟疫不但加剧了西北的混乱,也进一步刺激和扩大了民乱的规模,并成为农民军蓬勃发展不可遏制的有力推手。
到了崇祯十三年,疫情也传到了直隶。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出现了大疫,多个县出现了人死大半的记录。
崇祯十四年,疫情又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也是在这一年,疫情传入了北京城。
不过,当时未在北京城内引起大爆发,而是在周边的天津等地有大规模爆发。
由于记载和范围都比较广,加上自古就有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说法,因而蝗灾和旱灾连连甚至规模空前的北方会爆发瘟疫并在有些地区产生极大烈度对懂医术的福建人来说并不意外。
只是福建人没想到,北京的情况也会这么严重。
这可是京师啊!
其实,北京的疫情全面爆发是在崇祯十六年二月,也就是去年二月,然后以恐怖的烈度迅速席卷了全城。
仅到了四月份,城内死者就开始日以万计了。沿街的小户居民也十之五六死去,别说街头玩耍的小孩子再也见不到了,就是乞丐都死光了,最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住了。
由于老百姓也就是民间给这场瘟疫起了一个“疙瘩瘟”和“疙疽病”的名字,后世的人们也因此得以确切的知道了这场瘟疫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鼠疫,并且是腺鼠疫。
腺鼠疫患者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淋巴结肿大。而当时的“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这种传染之烈也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威力。
到了十二月份,北京城内的死亡人口有记载的数据为“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
这还是统计到的,没有统计到的肯定还有。
要知道这时的北京全城人口据估计也只有八十至一百万左右,也就是说最保守的是鼠疫已杀死了全城五分之一的人。
平民如此,军队的状况自然也不可能好。
北京的官军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干脆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李自成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以至城墙上要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甚至有一个不能太确认真伪的统计。
据说北京爆发瘟疫之初有27万匹战马。但到了李自成破城之前,北京的军队中能够作战的马匹就仅剩下了1000匹了。
而一个更大的估略和很不能确定的统计则认为,崇祯年间这场持续性鼠疫总共造成北方地区先后损失了一千万人口。
同时,这场鼠疫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次超级瘟疫大流行之一。
另一次超级瘟疫是在两汉交替时至东汉时期。
这个时候,估计很多人也能理解为什么面对清兵的第七次南略,大明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庞大军队居然匪夷所思的无所作为了,以及清军为什么在巨大的优势面前都不靠近北京城和坚决绕开一些地区了。
北京及周边正在爆发的这场超级瘟疫肯定是一个方面。
但疫情到了这种程度,我们崇祯皇帝又干了什么?
他一开始居然什么都没干。
直到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
这时,崇祯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甚至面对宫中出现的不幸受害者,崇祯也继续发挥了抠门的本性。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尽管宫人们死亡很少,但还是连这个钱也没了。这就是崇祯针对疫情所做的全部。
这里也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不得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