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小说园>台湾著名作家 > 第25部分(第1页)

第25部分(第1页)

却越来越近了。所不同的是,我身体远离的乡村是一个真实的乡村,贫穷、落后、天高地远、日月漫长,心灵走近的乡村却是一个虚化的乡村,在这个乡村里,贫穷和孤寂助长了我的想象,使我写作的空间在逐渐扩大。至于在这样的变化中,产生过什么关于创作上的想法,那想法,便是如何看待“日常”。这又回到你前边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最好的小说就是写出素常日子间素常心情的小说,在我看来,日常状态是人性中最难对付的状态,说它难以对付,是说突发事件总是暂时的、瞬间的,而人在事件中,往往因为忙碌,因为紧张,体会不到真正的挣扎。事实上,人类精神的真正挣扎,正是在日常的存在里,困惑和迷惑,坚韧和忍耐,使挣扎呈现着万千气象。我一直觉得,日常,最具有极端的质地,它跟时间和时光抗衡,是流动着的存在,无论是写作着的我,还是我身边现实的各色人生,都不得不在奔着希望和梦想的前行中,跟它持久地对抗,于是,我的大多小说,都在写这种对抗。比如《蟹子的滋味》中的两个老人,《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潘桃和李平,《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的郭长义和鞠广大,《一树槐香》里的二妹子,《狗皮袖筒》里的吉宽和吉久,等等。

张:您在最普通的日常里融入了很深刻的哲理,这是您独有的对生活的发现和感悟。我想正是因此,您作品里的日子才有一种韧性和张力。我知道您刚刚历时一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能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这部小说的缘起和内容吗?

孙:这是关于一个懒汉的小说,是一部关于城市打工者的小说。几年前,在写长篇小说《上塘书》之前,我回了一趟老家,母亲跟我说,我一个表哥的姑娘在城里饭店端盘子,因为长得好看,不到两个月,就被一个小老板看中了,说让她回家等着,他马上就去娶她。表哥的姑娘就真的回来等了,天天上集上办嫁妆。听完这个消息我很振奋,我振奋不是说表哥的孩子有了嫁城里人的希望,而是突生一念:青春能等得住吗?万一这女孩在办嫁妆的过程中爱上别人怎么办?于是,这个想法就存在我的心里了,就想等长篇写完,一定以短篇的样式,写一个在等待中移情别恋的故事,并且当时就想好了,这女孩爱上的人一定就是马车夫,因为他在拉她办嫁妆时马车在乡道上走实在太富有诗意了,我已经好多年不曾有过诗意的表达了。谁知,长篇结束,在又写了几部中短篇之后,来想这个故事的时候,要写一部长篇的想法居然一发不可收拾。因为我在想,那女孩要是不期然爱上一个马车夫,她能不嫁小老板嫁马车夫吗?肯定不会。那么她嫁走了,这个马车夫在乡村还能过下去吗?肯定不会。那么他进了城,他能见到这个女孩以至最后获得她吗?……这么一层层想下来,一个纷呈的小说世界就向我徐徐展开。于是,在酝酿一年多之后,我开始动笔写它。现在小说初稿已经完成,其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好,正待停一段时间后再来修改。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洱(1)

李洱简介

原名李荣飞。

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

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郑州教育学院中文系教师。

1997年起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并兼任《莽原》杂志副主编。

李洱自述:一个怀疑主义者的自述

李洱

我出书很少,只有几本薄薄的集子和两部长篇小说。同辈作家大都“著作等腰”了,我却是“著作等脚”。这倒不是因为手懒。吃的就是这碗饭,手懒不是找死吗?说来说去还是  因为个人的脾性。

在日常生活中我特别容易轻信,很容易上当,但在写作上我却很少轻信。阎连科先生曾建议我出文集的时候,在文集的封面上标明,这是“一个怀疑主义者的文集”。打个比方,日常生活中有人告诉我公鸡会下蛋,我肯定会说,对,会下蛋,运气好了还会下个双黄蛋。但同样的事情放到小说里,我就要怀疑了。不光公鸡下蛋要怀疑,连母鸡下蛋也要怀疑了。母鸡下蛋?难道是只母鸡都会下蛋,都必须下蛋吗?既然上帝允许有些女人不生孩子,为什么就不允许有些母鸡不下蛋呢?具体到某篇小说,即便已经写了一多半,即便已经画上了句号,我还是会怀疑: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意思?故事中的那个家伙真的值得一写吗?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人写过?中国人没写过,外国人也没写过吗?你看到了吧,别人是“下笔如有神”,我呢,好像“下笔如有神”,其实“下笔如有鬼”,所谓疑神疑鬼是也。你说,这种情形下,我怎么能够“著作等腰”呢?

但我毕竟还是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尽管怀疑主义情绪如同迷雾一般无处不在,但我每天还是要在那迷雾中穿行。帕斯捷尔纳克说:“我写作,因为我有话要说。”他讲得真好。“有话要说”这个伟大的动机,几乎会在每个作家的写字台前闪光。但对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要说出自己的话,以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这很难啊,它需要激情、勇气和学识,也需要作家在想象力、表现力和认知力方面进行严格的自我训练。拦路虎很多啊,每一只拦路虎都可能把你吃掉,吃了以后人家吐不吐骨头你都不会知道。但我还是写下了这么多作品。在午后时分,如果那迷雾尚未散去,它就会延续到深夜甚至黎明。时光漫长,与其等着给拦路虎吃掉,还不如趁着大雾弥漫穿越密林。如果能够侥幸逃生,那当然很好。如果无法逃生,我毕竟也做过逃生的努力,这总比坐以待毙要好一些吧?

所以,我还在写。

对话李洱

倾听到世界的心跳

魏天真  李洱

魏天真(以下简称魏):第一个问题是关于“60年代出生”的,但愿我不会被人认为是思想懒惰甚至神经麻痹。我并不认为用年代来把许多作家编排进一个群体的做法是恰当的。但“60年代出生”是例外。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和他们前后的人相比,很不同的。不是说谁坎坷谁平顺、谁丰富谁贫乏因而谁高谁低谁优谁劣的问题。这一个年龄段的人刚发蒙或正读小学时,是读语录的高潮时期,在其他年代,一个小孩很可能因为能诵读诗书或者单背唐诗而受赞赏,60年代的小孩受夸奖的程度要根据他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情况来决定。一个孩子的心灵纯如白纸,本来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的白纸上写满了语录,很多语录深深烙刻在心里。成年以后我发狠地读古诗背古诗,想挤占一点语录的位置,但古诗忘得快,好像浮在语录面上的粉尘,一阵风就吹走了。这样的经验肯定会作用于一个喜爱文学的人。您怎么理解60年代出生的作家这个群体?

李洱(2)

李洱(以下简称李):用出生年代来划分作家,其实很常见,国内国外都有。一来省事,谈论起来方便;二来也确实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比如童年记忆对写作的影响。但问题是,写作最讲求的是差异。相近的童年记忆,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呈现出何种不同的面貌,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差异,也只有差异,才能把个人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写作也才有了意义。

当然,我承认,60年代出生的作家,因为成长背景大体相同,所以他们的写作肯定是有共性的,就像中国作家区别于美国作家,是因为各自都有一定的共性。具体说到60年代作家,我想;不妨把他们说成是“悬浮的一代”。与上代作家相比,他们没有跌宕起伏的经历,至少在90年代之前,他们很少体验到生活的巨大落差。不过,他们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某种体制性文化的分崩离析,但与此相适应,某种美好的乌托邦冲动也一起消失了。这个变革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们的青春期前后!而他们的世界观,正是那个阶段开始形成的。对于如何理解这一代人,我想这是一个关键点。

我想,他们的脑子里,很少有此岸与彼岸的概念,思维方式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不是二元论的。与下一代作家相比,他们与商业社会有较多的隔膜,有抵触,有愤怒,有妥协,也有无奈。对主流的意识形态,他们不认同。同时,对于反主流的那种主流,他们也不认同。60年代作家,有“希望”,但没有“确信”;有“恨”,但“恨”不多。身心俱往的时候,是比较少的。他们好像一直在现场,但同时又与现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对各种临界点、界面,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他们的感觉、意念、情绪、思想,有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浮在那里,处于一种“动”的状态,而这种“动”,很多时候又是一种“被动”。90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就叫《悬浮》,当时我试图通过一个较为复杂的情爱故事,来表达我对这种状态的感受。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篇小说,但它却很少有人提起。这足以说明,我的这种看法,其实并不被很多人接受。

还有一点,我想多说两句。如果再细分的话,60年代出生的作家,其实也有前后期之别。这一点,别的人可能不清楚,但这一代人都有体会。举个例子,“*”歌曲、样板戏,我就不会唱,而比我大上几岁的人,却是张口就来,溜得很。而我呢,到了90年代才会唱。你一定记得,90年代初,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歌曲。那些歌曲不是通过“*”时的那种大喇叭唱出来的,而是通过磁带唱出来的,是出租车上的交通电台唱出来的,是在歌厅里唱出来的,是通过电视台的综艺晚会唱出来的。它是商业文化、娱乐文化的一部分,有“红歌黄唱”的意味,但又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兼容。说来好笑,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那些“*”歌曲的。这跟比我大几岁,但同属60年代生人的经验,自然有很多不同。所以,我觉得60年代生人的经验,其实也有很多细微的差别。

魏:您很早就立志当作家吗?

李: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小说,也想写小说。我祖父对《红楼梦》、《三国演义》熟得不能再熟。我父亲是个中学语文教师,早年也写过小说。这种家庭环境可能对我有些影响。我记得,我还没有桌子高的时候,家里就放着《红楼梦》、《东周列国志》,《野火春风斗古城》、《暴风骤雨》。我父亲喜欢书法,迄今在豫北一带,有很多人家的门匾、墓地的碑文,还有些桥梁上的铭文,都是我父亲写的。但我父亲当初的愿望不是让我当作家,而是让我当画家,甚至为我请来了一位家教。他是县剧团的一位演员,在京剧《杜鹃山》里扮演反派人物温其久。除了演戏,他还负责画布景,画海报,那海报是直接画在墙上的,类似于连环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着他在野外写生。这个人当着我父亲的面,对我特别好。但是一出去写生,他就换了一个人。我向他请教问题,他也懒得搭理我。我只好蹲在旁边看着他画。不是照葫芦画瓢,而是看着葫芦,再看看他画的瓢,然后再模仿着他画的那个瓢,画一个自己的瓢。不管怎么说,学画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这可能对我后来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无形中训练了我的形象思维能力,等等。

李洱(3)

魏:作为一个60年代出生的人,您的文学、文化的启蒙如何影响了您的创作?

李:我真正开始系统阅读小说,是在上大学以后。80年代的华东师大,有一大批文学信徒。说“信徒”这两个字,一点也不为过的,大家都很狂热,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写作。在和小说家张生的一次对话中,我曾说过,大学才是我真正的文化童年。80年代中期的文学教育、阅读和交流,使我受益匪浅。那个年代,文学气候也很复杂,冷热空气频繁对流,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小气候。它使得人们对于启蒙、政治和文学,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都非常敏感。那样一种特殊的语境,我想对于在80年代完成大学教育的一批人,是有深刻影响的。

当时,最新的文*流很快就会波及校园,甚至在它还没有形成潮流的时候,就已经传到了校园。举个例子,我记得阿城的《棋王》还没有发表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它要引起轰动。因为当时有很多年轻教师参加了那个著名的“杭州会议”,事先已经看过了手稿,并且和编辑有过讨论。对于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我们都是先知道有人在写,甚至先知道了小说的开头、小说的语言、小说的主题,过了一段时间才在刊物上读到那些小说。我们是一边听老师们讲课,听他们吹牛,一边摩拳擦掌,蠢蠢欲动。我很怀念80年代,它虽然有些浮皮潦草,但却很有冲击力。唉,那个时代确实一去不复返了。

魏:您写了一群知识分子,孙良教授、华林教授、吴之刚教授、侯后毅和他的弟子、费边和他的朋友,等等。这些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是一群有专业(职业)的谋生者。因为要谋生,就免不了蝇营狗苟;因为有专业,他们总能为自己找到说辞,使他们的蝇营狗苟显得不一般。这些形象如此真实,切合我们的生活经验,因此更让人感到绝望。请您谈谈刻画这些形象的意图,您对知识分子还有所期待吗?

李:我熟悉校园生活,熟悉知识分子的知与行,我写他们犹如写自己。有很多人看到了我对他们的嘲讽,其实,如果说有嘲讽,那嘲讽首先是针对我自己的。我的描述也不仅仅是嘲讽,其中包含了我的祈祷。我相信,就对生活的复杂性的感受而言,知识分子肯定是最敏感的。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神经,是文化灵敏的触角。我喜欢“复杂性”这个词,我喜欢描述复杂的生活,复杂的感受。写知识分子,刚好可以满足我这个愿望,可以表达我对写作的理解。

魏:您理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子?葛任是您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吗?

李:说到《花腔》中的葛任,我想,他确实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葛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现实处境,在今天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葛任的选择,即使在今天也是罕见的,或许是更为罕见的。关于葛任,我写过一篇短文,里面写到我对葛任的敬意,以及我的感激之情。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矫情。哦,你自己先塑造了一个人物,然后你再对他表示感激,这叫什么事啊?但我确实非常感激这样一个人物,我不认为我这样说是在耍花腔。写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其实很难受。不是因为写不下去,而是因为这个人物要面对那么多的困境,这让我心中不忍。是这个人物鼓励着我,让我得以写下去。我相信,很多读者都能从葛任的经历中,看到一种存在的勇气,一种面对种种威胁而艰难地寻求自我肯定的力量。

李洱(4)

魏:我非常理解您对葛任的敬意和感激,虽然我的理解可能与您不一致——我还没有读到您说的短文。我还想说,我读《花腔》的时候,除了敬意和感激,还体验到一种怜惜之情,那是我一次次读到葛任的“羞涩”时,您书中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谈及他的“羞涩”。并且,从许多我敬重的或喜爱的人物身上,也会看到“羞涩”,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生活中和文学作品中,羞涩已经太罕见了,偶一闪现就格外耀眼?

李:写葛任的“羞涩”时,我记得我写过一句话,说那是“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正是因为无法准确说出我所理解的?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最新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