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4部分（第1页）

作为农民的我，身份比冯富强卑微，因为他是城市户口。而我一旦变为干部，身份又比冯富强高了一些，因为他是工人。

冯富强虽然是城里人，但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或中专，在社会上折腾了几年。那时已有“下海”和“大款”这样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字眼，就像我小时候总是听到“上山下乡”、“贫下中农”、“两报一刊社论”这样一些字眼一样。字眼即时代，时代通过字眼而变迁。冯富强原本想通过下海变作一名大款，就像当年的地主分子想通过改造变为一名贫下中农一样，其难度都是比较大的。冯富强在海里扑腾了几年，并没有变成大款，还呛了几口水，最后只好灰溜溜地爬上岸。那么爬到哪里去呢？他最终来到我们玻管局打字，因为他的父亲很多年前曾和阎水拍局长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好像是在市政府统计局。当时统计局要提拔一名副局长，阎水拍和另外一个科长竞争很激烈。上级部门下来考察，考察的主要方式就是搞民意测验，即让局里的干部们投票。冯富强父亲在关键时刻毅然将自己那一票投给了阎水拍，阎水拍因一票胜出做了副局长。

冯富强虽然在人生道路上遭受过一些挫折，却并没有变得“苦大仇深”，仍是一副笑模笑样的表情，这一点就值得我学习。从进玻管局那天起，我就要求自己学习每个同志的长处，这样才能不断取得进步。

赵有才，陶小北，李小南，冯富强，康凤莲。我已经介绍了我们玻管局办公室这么多同志。下面该介绍一下我自己了：鱼在河，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紫雪市紫东县某乡某村。八十年代初北方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十年后调到市玻管局工作。

下面六个同志分别是小牛、小马和小虎，老乔、小胡和小高。前三位是局里的小车司机。小牛开一辆面包车，接送全局同志上下班。小马开一辆“二一三”，供五位副局级领导轮番使用。小虎开一辆桑塔纳两千，是局长的专车。

小虎当然不姓“虎”，但大家都叫他小虎，所以一到局里时，我也跟着叫他小虎。至于他到底姓什么，局里好像没多少人关心这个问题。没人关心的问题我就应该去关心。我很快搞清他姓穆，大名叫穆鹏程。

后三位是门房老乔，通信员小胡，炊事员小高。小高是局里惟一的临时工，老乔是一位已退休的老职工。

这就是我们办公室的十二位同志，刚好一个班的建制。

那天赵有才主任将其他同志一一向我作了介绍后，又将我介绍给大家。说我是北方大学的高材生，恢复高考制度后考上的第一批大学生，水平硬得很！并说我在中学教书时一直带的是高中毕业班语文课，不少学生经我培养送进了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赵有才主任如此介绍我时，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工作十年的那所农村中学教学质量极差，不说北大南开，十年间没有一个学生考上正儿八经的本科，比如我的母校北方大学。每年只有一两个学生考入我们紫雪师专。当时我有点奇怪：赵有才主任为啥不说北大清华，而说北大南开？随即我才知道赵有才主任的女儿考取了南开大学。“周恩来当年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他对别人说起女儿时显得很骄傲，因为周恩来和他的女儿是“同学”——虽然年代隔得久远了一些。

那天开会时告诉我赵有才主任的女儿在南开读书的是李小南。她对我说：“鱼在河你知道不？咱赵主任的女儿也在南开上学呢！”此时冯富强插了一句：“南开大学是不是在南京？”陶小北脸上一下乐开了花，对冯富强说：“不是南京，是另外一个‘京’，冯富强你猜是哪个‘京’？”

“北京没听说有个南开大学啊！若在北京应叫‘北开大学’，为啥叫‘南开大学’呢？”冯富强看来真不知道南开大学在天津。

陶小北向来很少评价局里的同志，但她却老早就对我说过，冯富强是“不学有术”。“不学”是指他不甚好读书，肚子里的知识是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可别的东西却不少！陶小北说，别看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肚子里的水儿多着呢！当然他肚子里的水儿不是“墨水”，那么是什么水呢？那天我和陶小北讨论冯富强肚子里是什么水时，大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人。陶小北用娟秀的字迹在一张稿纸上的两个空格上方打了个引号，然后在后一个空格里先写下一个水字，让我在前一个空格里填一个字。说心里话我当时心中对陶小北充溢着一种爱意。最令我难忘的是她的一双玉腕。当时她伸手往空格里写那个“水”字时，将一只玉腕向我伸过来，差不多伸到我眼前。这样我看到的她的手腕长度就是平时看到的两倍或者两倍以上，因为她向前探手时，衣袖自然缩了上去。她的手腕既饱满又柔软，皮肤特别细腻，散发出一种体香（不是任何化妆品的香味），我不禁想起古诗里描述的：“有暗香盈袖。”我当时差点就产生将这只香腕拿到鼻子下嗅一嗅的冲动。当然我并没有嗅她的手腕，我毕竟是一个有着顽强的意志力的同志。我只是装模作样按她的要求往那个空格里填字。我先填一个“香”字，组合起来就是“香水”。冯富强肚子里显然不产香水，若产，他就不会到我们局里来打字了，早成大款了。填完这个“香”字我看陶小北，陶小北笑着摇头。我干脆不填了，和陶小北回忆起了上大学时的趣事。陶小北也毕业于北方大学，只是比我低四级，我毕业时她刚进校，我俩才应该算是同学，要比周恩来与赵有才主任的女儿相隔近得多。刚上大学时我们也填字玩。在“我”和“你”中间空一个字，让对方填。一般是男同学和女同学玩。在里边填一个“看”字，就是“我看你”。填“恨”字，就成“我恨你”。还有填“揍”、“打”、“骂”、“捆”的，有一个男同学干脆填个“咬”字，可绕来绕去就是不填那个“爱”字。大一和大二玩这种文字游戏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到大三大四很多同学都不玩了，真“咬”去了。一旦真的咬过，再玩就了无趣味。而我们班同学玩这种游戏在某一天戛然而止，却不完全是因为都去“咬”的缘故。那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意外。一个平时性格有点倔的男同学，被一个长相很一般的女同学缠着玩这种游戏。男同学应付了两下不玩了，女同学却兴犹未尽，一边撒娇一边缠着男同学再玩。当时正上晚自习，男同学心里默默喜欢着的一个女同学正和另一个男同学热烈地讨论着一个什么问题。这个男同学一边心不在焉和这个女同学玩，一边偷眼觑那个心仪的女同学。突然那个女同学和那个男同学不讨论问题了，两人收拾书本站起来，很亲热地一块儿走出了教室。这个男同学的目光正酸溜溜地追随那个女同学而去时，和他玩填字游戏的女同学猛拽他的胳膊，要他继续填字。男同学气恼加厌烦，一股无名火从心中升起，抓起钢笔便在空格里填了个“操”字。女同学一看，掩面哭泣着跑出了教室，当即就向学校反映男同学耍流氓。这个男同学因此受了处分。此事发生后，班上再没有人玩这个游戏了。

那天我和陶小北填字玩时，填完“香”字后又填了个“汗”字。陶小北扑哧笑了。她知道我不会写出那个“坏”字，也就作罢。两人之间又多了一份默契。

这是以后的事了。那天办公室开会介绍我和大家认识时，我和陶小北当然还谈不上有什么默契，只是对她有一种好感，觉得这个同志值得信赖，从她开全局大会给我递小本时就有了这种信赖。战争年代一些革命同志互相信赖也是从一些小事和细节开始的，互相重重地握一握手，并不需要说什么话，能成生死相依的战友了，关键时为保护对方甚至愿意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那天开会同志们一边互相介绍，一边开玩笑，显得十分热闹。一下午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最后由我作一个表态发言。我发言时故意显得很腼腆，甚至有点语无伦次，还略微有点结巴。其实我一点也不结巴，我的口才特别好，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过的学生完全可以证明。但我深知，行政机关表面的嘻嘻哈哈后面，往往蕴藏着刀光剑影。明处舞枪者，暗中使棒者，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着一闷棍，不防着一点哪成。室里的十二个同志中，我的学历最高，只有小北是我“同学”。李小南毕业于紫雪师专。赵有才主任毕业于紫雪农林学校，是一个中专生。冯富强高中毕业。小虎和小胡初中毕业。小牛和小马初中未毕业。小高是小学毕业。老乔小学未毕业。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即使没有人“湍”我，我也要防着有人“湍”我。我到玻管局工作之初确定的方针是，像陶小北、李小南这样的女同志，不能跟她们黏糊，但也没必要处处提防。主要应该提防那些男同志。而我们局里却有四十三个男同志。我们办公室的十二个同志中，有九个男同志。若我第一次在室里同志面前亮相便“一二三四”侃侃而谈，必犯行高于众、众必非之的大忌！这方面我是有深刻教训的，我早已不再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了！我深知，我的某个缺点或过失，室里的八九个男同志知道了，等于让全局的四十多个男同志都知道了。正像那个笑话里讲的：一男子对外出务工的儿子行前叮嘱，挣不下钱不要紧，千万不可把“那种病”带回来。若染上那种病，就害了你媳妇；害了你媳妇，也就害了你爸；害了你爸，也就害了你妈；害了你妈就把全村人都害了！

因此那天我发言时故意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将“一二三四”说成“一三二四”或“一四二三”，显出思维混乱条理不清。我在室里负责政务工作，是一个重要岗位。局长和副局长大都是从这个岗位提拔上去的，局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据说这次调我到局里来专门负责起草会议材料，是阎水拍局长一手定的，其他几位局领导并不同意，认为局里别的科室还有几个文字水平不错的同志，选一个调整过来就行了，何必专为此调一个人进来呢？但阎局长坚持要调我进来。因为局里那几个同志写的材料，阎局长看不上：“就事论事，没有高度。”阎局长这样评价他们写的材料。阎局长年轻时也是“搞材料”出身，据说当年是市政府系统有名的“笔杆子”。阎局长对别人说：“搞材料关键是一个‘高’字，一入手就要站得高，高屋建瓴、高以致远嘛！”阎局长说起“搞材料”，话语间就有一种稔熟感，仿佛“材料”曾是他的一任妻子，就像王映霞之于郁达夫，陆小曼之于徐志摩一样，曾陪他们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在研究调我进来的局务会上，阎局长对几位副职说：“新来的市委书记为啥对我局工作留下不好印象？就是因为那份材料没有站到一定高度！”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瞥了余宏进副局长一眼，仿佛余宏进副局长就是那份没有“高度”的“材料”。点燃一支烟接着再说时，阎局长的语气就有点气咻咻的，他说：“那份汇报材料像什么？像一本流水账！市委书记又不是账房先生！市委书记就是市委书记，站得比我们更高！我们若在六楼，书记就在十楼、或者十二楼；我们若到十楼、十二楼，书记就到十六楼、十八楼去了！”

阎水拍局长想起一份材料毁了他前程的事就窝火，好端端吃了一个窝心脚！当时市政协空出一个副主席位子，市里准备在阎水拍局长和另外一位老资格局长中间选一个报上去。阎水拍局长当时五十三岁，再上一个硬台阶（指担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已无指望，只能上一个软台阶（指任人大、政协的副职）。而且软台阶也只有这一次机会。新来的市委书记是一个不按部就班的书记，上任第二天就一个人悄悄去察访环境卫生，随即就以城市“脏、乱、差”为由免了城建局长的职。那段时间市里的局长们个个捏着一把汗。这天书记突然要玻管局两个小时后当面向他汇报工作。偏偏阎局长头一天到某县下乡去了。接到市委办公室通知是中午吃饭时间，赵有才主任哪敢怠慢，嘴里噙着一口饭就给阎水拍局长打电话。那天中午县里领导为阎局长接风，大家刚坐到席位上，阎水拍局长接到了赵有才主任电话，饭没来得及吃，向县领导说声对不起便匆匆往市里赶。可从这个县到市里最快也得三个小时，小虎都将桑塔纳车开到一百四十码了，阎局长还嫌慢。结果还是慢了：阎局长赶到市委，汇报刚结束，局里的二把手余宏进副局长手里捏着一份汇报材料正从市委楼里出来。阎局长将那份汇报材料看完便暗暗叫苦。果然第二天市委大院便传出新来的市委书记对玻管局工作不满意的说法。市政府别的局一些干部甚至说，市委书记指着鼻子将阎水拍那个老家伙训斥了一顿，老家伙从市委楼里出来时，脑门子上全是汗。阎水拍局长那天脑门儿上是有汗珠，但那是赶路急热出来的，却不是被书记“训”出来的。

这件事过后不久，那个市政协副主席的名额就报省里去了。报得当然不是阎水拍局长。据说常委会上大多数人开始倾向报阎水拍局长，但新来的市委书记皱皱眉头，讲了他的意见，大多数人便又都附和市委书记的意见。开常委会仿佛像夫妻俩去商店选购某件电器——书记是极有权威、说一不二的丈夫，常委们只是一群妻子——妻子说这个牌子的电器质量好，丈夫皱皱眉头，说还是那个牌子质量好。温顺的妻子便小鸟依人般地同意买丈夫所说那个牌子的电器。

阎水拍局长此生即与“地厅级干部”这个台阶诀别，只能再干几年到五十七岁时，在“县处级”这个台阶上退居二线。这件事成为阎局长心头的一个隐痛，因此对平时就不怎么看重的余宏进副局长更多了一番成见。第一次给领导汇报工作，有点像一个装扮一新的娇羞的新娘蒙着盖头去让新郎揭。领导就是新郎，汇报材料就是新娘的脸，看上看不上全在揭起盖头那一瞬间。你这个余宏进是怎么搞的？我阎水拍做了政协副主席，兴许你余宏进还有两天局长当。现在？想当局长？做梦去吧你！

阎局长心里这样一发狠，余宏进副局长此生头上那个“副”字就很难去掉了。就像一个男人，从结婚那天起就盘算和妻子离婚，可直到咽气那天还没有离成。

因此局务会上研究调我到局里工作，有几个副职持不同意见时，阎局长很不高兴，他当时不耐烦地打断一个副职的话说：“就这样定了！”随即他又转向赵有才主任说：“有才你明天就发调令，将鱼在河同志调过来！”

我就像一件挂在商店里的衣服，阎水拍局长一句话，这件衣服便被挪到市玻管局这个“衣架”上来了。

后来我对玻管局几位领导熟悉之后，发现他们和阎水拍局长之间的关系有趣得很，尤其是召开局务会的时候。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阎水拍局长总是让大家先讲意见。几个副职便唧唧喳喳讲半天。就像一窝小雀，在雀妈妈觅食归来前饿得喊作一团；或者像一个在乡间走街串巷说书唱戏的草台班子，吹拉弹唱各显其能。其中有一个最来劲儿：腿上绑着沙袋，一边在脚下使劲蹬，一边微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敲打着琴盘。可最后决定任何问题，都得阎局长出来重重地敲那一下。阎局长一槌下去，问题决定了，曲终人散，台上台下顿时鸦雀无声。

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