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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主席台下面前三排是局长席，第一排最中间那个小牌上永远是我们玻管局局长的名字。左右两边依次才是其他局长。那时我们局长脾气大在市政府大楼里是出名的。市长护着他三分，副市长则让着他三分。局长“耍脾气”在开会时表现最明显，想去了就去，有时会开始了，他才端个茶杯走进来，坐到第一排最中间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永远为他空着。别的局长开会很少有人敢迟到，一般是提前五分钟进会场。只有我们玻管局的局长可以迟到早退——有时他开一会儿会，突然抬腕看看手表，不给任何人打招呼，端个茶杯就走了。那任市长的威严在市里是有名的，别的局长若迟到了，看到讲话的是市长，在门外探头探脑不敢进去，即使硬着头皮蹑手蹑脚走进去，也低着头不敢看台上的市长。前三排的局长席若从主席台上看下去，就像齐刷刷摆着三排麻将牌，哪一张“牌”缺席，主席台上的人一目了然。有时会议开始了，市长在讲话间隙突然会扫一眼缺席的某张“牌”，询问市政府秘书长，某某局长干啥去了？迟到的某某局长此时正在门外着急的抓耳挠腮，听见市长点名更不敢进去了，可不进去更不行，急得像一位被我军围困的国民党军官长，在门外团团转。只有第一排中间那张“牌”——即我们玻管局局长，即使常常空着，市长仿佛也看不见。有时甚至会为我们局长打圆场，说：“这个王强国（指玻管局的某任局长），又为工作忙去了，真是个工作狂！”说着便扭头对秘书长说：“下去给王强国同志说一下，工作再忙会还是要参加的嘛！”

市政府五十多名局长中，那时没有人与王强国局长攀比。凡是市长亲自召开的会，没有哪个局长会派副局长出席，除非局长本人生病住院或出差在外。只有王强国局长与众不同，几乎相当于有那种“外交豁免权”，他想去了就去，不想去了就派一个副局长去。

从五十年代起，我们玻管局的历任局长，无一例外全部提拔担任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很多重要县的县委书记，在下面转一圈后，一般都会回到玻管局担任局长。干一两年，便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或市政府副市长。全市包括各县甚至一些乡镇的干部都知道，只要担任了玻管局的局长，不出两年就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因此，玻管局长向来是被当做市级领导看待的，难怪没有哪个局长会与玻管局长攀比。

当时的玻管局长基本相当于战争年代那种“老虎团”的团长，多少任师长都是从老虎团团长的位置提上去的。别的团长必须先当老虎团长，然后才能当师长。如同红军长征时大渡河上的铁索桥，只有从桥上经过，才能到达目的地。又好比长跑运动员转着圈奔跑，玻管局的局长位置就是接近终点那条冲刺的白线。别的局的局长在起跑线上起跑后，跑数圈或者数十圈后才能跑到白线位置进行最后冲刺。比如一个林业局长，调到甲县任县长，再调到乙县任县委书记，然后才能到达这条冲刺线的位置——担任玻管局的局长。

阎水拍局长七十年代初期任市里的统计局长，当时是市政府最年轻的局长。阎水拍局长曾专门查过那位后来当了省长的玻管局长的简历：省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是三十五岁，阎水拍局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也是三十五岁。省长的生日在三月，阎水拍局长生日在九月，就是说阎水拍局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的实际年龄比省长升到这个级别时还要小半岁。可就因为省长三十五岁时担任的是玻管局局长，阎水拍局长担任的是统计局局长，以后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省长”担任玻管局长之后，历任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副省长，省长；而阎水拍局长担任统计局长之后，历任丙县县长，丁县县委书记，戊县县委书记，再然后才担任玻管局局长。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假设阎水拍局长和那位省长都是三十五岁时在江西创立革命根据地，那么那位省长就是毛泽东，阎水拍局长就是张国焘。毛泽东带红一方面军从井冈山出发，最后胜利到达延安，张国焘却不知带红四方面军跑哪儿去了。

虽然张国焘犯了错误，可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是好同志，比如李先念、许世友等人，最后又大都回到延安，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阎水拍局长也是这样，虽然“长征”时走了弯路，回到“延安”的时间晚了一点儿，可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挪到了玻管局长这个制高点上。正当他猫着腰准备冲刺的时候，一玻、二玻垮了，几千工人动辄到市委、市政府上访，玻管局长的地位一落千丈。市里开会的时候，再也坐不到正中间去了。在市政府的诸多局长中，玻管局长原本是喜欢使小性子的林黛玉，现在顿然变作逆来顺受的花袭人，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啊！

玻管局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返。只有当工人上访的时候，市委书记和市长才会想起还有这么个部门。市委书记对市委秘书长说：“赶快叫阎水拍来一下，他这个玻管局长是怎么当的？”秘书长忙打电话叫阎水拍。阎水拍便急忙带上陈奋远和姬飞坐车往市委或市政府赶，有时也带朱锋和牛望月。当然每次都有赵有才，赵有才哈着腰跟在阎水拍后面。阎水拍局长若是一辆小汽车的驾驶员，赵有才就是这辆小汽车的后备箱。阎水拍局长的公文包、喝水杯、各种汇报材料全在这个后备箱里，阎水拍局长要什么，就伸手在后备箱里取什么。不过阎水拍局长从未带过余宏进。局里的同志都知道，这两个人一向是方枘圆凿，尿不到一个壶里。阎余二人有趣得很，就像一个对眼儿的两只眼睛，一只眼睛朝这边张望的时候，另一只眼睛却总是朝那边张望。

有一次阎水拍局长去解决上访问题，竟被一个妇女吐了一口唾沫。这个妇女指着阎水拍局长鼻头骂：“你这个老滑头，每次花言巧语把我们骗回去，便丢下不管了！承诺给我们解决这问题，解决那问题，屁一放就啥事也没了！你说你说话是不是约等于放屁？！”

被这个妇女大庭广众之下羞辱这件事对阎水拍局长刺激很大。直到几年后我调到局里工作，一次闲谈时对我说起这件事，阎水拍局长脸上还气咻咻的，并且端茶杯的手抖了一下。我当时急忙拎起热水瓶给阎水拍局长的水杯里添满水，并且显出一脸愤怒的表情诅咒那位妇女：“真是个泼妇！”随即又安慰阎水拍局长：“这种泼妇你根本没办法跟她讲理！”然后又说：“当时其他人哪儿去了？如果我在场，怎么说也要抢先一步挡在阎局长您前边，和那泼妇理论！”我这样表白时，刚显得有点平静的阎局长复又气咻咻地说：“那次是姬飞和赵有才跟我去的，我被人家围攻，他俩倒不知跑哪儿去了？赵有才这家伙，平时能说会道，可一和上访工人对话，舌头就不知被谁咬了一截，真是那种苗而不秀的银样镴枪头，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

玻管局成为市政府众多部门里一个垂手侍立的小丫环，阎水拍局长自然再无可能升任市委副书记或副市长。退而求其次，去竞争那个市政协副主席，又像关云长一般败走麦城。阎水拍局长从此对市里主要领导有了一肚子气，工人再上访时便不再出面，随便打发一个副职去。后来副职一个个也不愿去了，只能由赵有才主任出面应付着。赵有才主任一个人有时不敢去，便带上冯富强。我调来之后，又顺手扯上我。每次去应对上访问题，赵有才主任就让我走在最前边，他跟在我后面。就像当年那些贪生怕死的国民党兵，缩着脑袋跟在美制坦克后面向我阵地冲锋。我压根儿没想到，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很快成为局里的一辆坦克，抵挡那些上访工人射来的唾沫。

在我们玻管局这间大办公室里，共有九个同志在一起办公。赵有才主任单独一间办公室，就在阎水拍局长门对面。我们玻管局这栋办公楼是一栋东西向的楼，阎水拍局长的套间在东边，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和我们这间大办公室在西边。阎水拍局长的办公室和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就像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向前走一步就可以接吻，退后一步仍然含情脉脉四目相“望”。而我们这间大办公室和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则像一个人的两只眼睛——总在一个平面上，一只难以看到另一只。

第六章

夏天的时候，阎水拍局长将薄薄的白色门帘一挑，喊一声：“有才！”赵有才主任立即殷勤地答应着，弓着腰从自己的房间跑出来，转眼之间就蹿进了阎局长办公室，像一只十分敏捷的小兔子。一会儿他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就会走进我们这间大办公室。阎水拍局长若是一个人的一只胳膊，赵有才主任便是另一只胳膊。阎水拍局长那只胳膊摆一下，赵有才主任这只胳膊就会赶忙跟着摆一下。而赵有才主任若是一个人的一条腿，我们大办公室里的九个同志就是另一条腿：赵有才主任向前迈一步，我们就赶快得跟着向前迈一步。

赵有才主任走进大办公室时，腰比进阎局长办公室时要直起来一些。他站在门口扫一眼，便会吩咐其中的一位去做某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则是阎局长刚才交办的。不外乎打印某份材料，去市委、市政府参加某个会议，或者派一个人随市里的某某检查组到各县检查工作。事情布置完了，赵有才主任的目光会从门口开始，在每张办公桌上挨个逗留。见谁不在办公室，他就会问：“冯富强哪儿去了？”或者“李小南今天上班没来？”或者“怎么不见鱼在河？”其他同志便告诉赵有才主任：冯富强被某某副局长叫走了，李小南打开水去了，鱼在河刚出门，可能是去卫生间了。即使某个同志“因私外出”，大家也会找个借口为他（或她）打掩护，体现了同志们之间的团结友爱。

赵有才主任问一圈，和蔼而友善的目光最后在大办公室溜一圈，出门到他办公室去了。我们不妨随着赵有才主任的目光，将这间大办公室再次打量。

一进门第一张办公桌是冯富强。冯富强的打字室在四楼，那间房子小一些。那间房子是这栋楼上最小的一间。局里的同志曾不止一次议论过，五十年代建的楼就是奇怪，别的房间都一般大，只有这一间特别小。就像一个英雄的母亲，生下的孩子个个高高大大，最后却生出一个小矮人，怎么也长不高个儿。这间小房子里放有一台四通打字机，一台复印机，一把椅子，一张床，再就放不下一张办公桌了。于是冯富强就将他的办公桌放到下面三楼的大办公室来。局里办公条件比较紧张，冯富强一只鸟儿占两个窝，同志们就有意见。小牛和小马曾联袂给赵有才主任反映过，应该让冯富强将办公桌搬到四楼去。冯富强说，搬到四楼往哪儿放？莫非把打字机抬楼道里去？小牛和小马对赵有才主任说，打字机当然不能抬出去，但应该把那张床抬出去——他冯富强放一张床在办公室干什么？除了六位局级领导的套间里有床，哪个办公室放着床？他冯富强莫非是局级领导？

几个驾驶员中，小马笨嘴拙舌，不善言词，平时被小牛撺掇着，跟小牛去领导面前嚼点儿舌根搬弄点儿是非，也主要是小牛说，小马是肚子里裹枣核解板儿——没有几句，只是给小牛做个伴儿壮个胆儿垫个背儿。即使跟着小牛到赵有才办公室反映冯富强多占办公室的问题时，也站在后面只负责眨眼睛，很少说话，可说一句出来却又蠢又直。那天他就憋出一句，说冯富强将床放在打字室，是想“干坏事”。为了补充和印证他这个观点，后面又憋出一串儿话。他说，有一次冯富强把李小南叫到打字室，他坐在椅子上，让李小南坐在床上，两人头挨在一起说话儿。还有一次冯富强下班后，都晚上了，将一个女人（非法定配偶）带到打字室。不信你们去问老乔，那个女人那天十二点过后才离开，老乔开的门。小马那天为揭露冯富强，差不多把平时一年说的话“预支”完了。那天他说的带有总结性的最后一句话是：“总之冯富强那张床上常坐着女人！”

冯富强听到这些话，很生气，向来晴朗的脸上蒙上了阴云。小虎后来对我说，那天他正在赵有才主任那儿，见冯富强气呼呼地走进来了。那天冯富强金刚努目，眼睛瞪得比鸡蛋大，对赵有才主任说：“我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李小南来了不坐床上让她坐地下？陶小北还在我床上坐过呢！咱局里哪个人没到打字室来过？这个拿来一份文件，那个拿来一份报告。我坐在椅子上打材料，他们就得坐床上。莫非让他们像延安时期听党课那样，铺张报纸席地而坐？我也想把那张床搬出去，可晚上打材料常要加班，没有床，让我加完班再铺张报纸席地而睡？水泥地板那么凉，能不能席地而睡？睡出病来谁负责？莫非让我将床搬出去，办公桌搬上去，我加完班就睡在那张办公桌上面？那不成烤全羊或者烤乳猪了！”

冯富强的办公桌没有搬上去，但他因此对小牛和小马加深了成见。尤其对小马。冯富强想，小牛那没脑子货在领导面前臭我倒可以理解，那家伙横竖是一个顾前不顾后的人，只要能得到眼前利益或为逞一时之快，哪管日后跳火坑！只没想到小马这蔫不唧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家伙也跟在小牛屁股后面瞎起哄，嚼说人。还不是看我冯富强只是个打字员，一眼望出去在局里没什么发展前途，就不假思索胡乱上来踩几脚。俗话说，吹熄灯挤眼儿——后来的事看不见！我冯富强撂到路边草丛里的米粒也比你小马捡到口袋里的多！不拿快刀子剔剥剔剥你，哪天你还要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撒尿，得出狠招治治这小子。时隔不久，局里便有传言，说小马给别人说过，六位局领导套间里放着床，是想在床上“干坏事”呢！尤其是阎局长，套间里还放着一张床头绣着花的双人床！小马听到这话，眼睛都吓直了。他想去找冯富强理论，可谁也没对他说，这些话是冯富强说得呀！只能一个人在那儿生闷气。小马才知一语不慎，遭了人家暗算。他在自己嘴巴上甩了一巴掌，从此话更少了。这次着了暗器后，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没说一句话，只是闷着头皱着眉使劲儿开那辆“二一三”。

冯富强坚持不挪办公桌上四楼，是为了通过这张办公桌和阎局长“对话”呢！他的办公桌占据有利地形，离门口最近。阎局长有时喊赵有才。喊第一声时，冯富强便竖起了耳朵。若赵有才答应着跑进阎局长办公室，他的耳朵便垂了下来。若阎局长喊出第二声，还没有听到赵有才答应，说明赵有才不在办公室。此时冯富强便“哎、哎”答应着，眨眼便不见了。一会儿见他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若自己能办的事，就匆匆忙忙去办了，比如去市委、市政府送文件之类。若自己不能办，就赶快呼赵有才主任的BP机。这种时候，阎局长和冯富强仿佛是那种“串联”电路。阎局长的电流通到赵有才主任那儿，短路了，再通到冯富强这儿，冯富强就像一只刚还断电的数百瓦的电灯泡一样，霎时放亮了！

冯富强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大大的女性照片。照片上的女性不是他的妻子——他妻子没有这么漂亮。也不是陶小北和李小南。那是谁呢？原来是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人吴小丽。一次陶小北笑着站在桌前看吴小丽的照片，一边看一边问冯富强，她说：“冯富强你说吴小丽脸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发现冯富强对陶小北总有点犯怵，从不敢和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