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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下午4时，彭光涵回到中南海，立即把旗亲手交给周恩来。周叫秘书们把大旗展开看了又看，表示满意。最后对彭说：“今晚八点在丰泽园有个座谈会，讨论有关国旗方案等问题，你熟悉情况，由你担任会议记录。”

25日下午，彭光涵提前到达丰泽园会议厅，在秘书席等候。

约八点半，毛泽东、周恩来领头进入会议厅，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陆续跟进就座。

这是由毛主席召开的协商座谈会。会上，客人就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问题发表意见。

关于国旗，毛主席首先发言，他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有中国特点，因此画一条横线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

说到这里，毛主席拿起一面红地五星旗（彭光涵画的那一张）向大家展示说：“很多人都说《复字第32号》这面旗图案好，我看也是比较好的。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革命和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陈嘉庚第一个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用《复字第32号》的红地五星旗为国旗。它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和工农为基础。”接着，梁思成说：“我觉得《复字第32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同时国旗与军旗不相差很大。”继后，在座的人都表示赞同第32号图案为国旗，……

关于纪年。大家赞成用公元为纪年，……

黄炎培接着说：“毛主席讲得很对。但现在有人说：“以耶稣诞生这年为公元，是基督教国家采用的年号。我们调查过，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为纪年，公元纪年已成为现代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元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很麻烦。”

毛主席风趣地插话：“耶稣也不坏，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传教进行帝国主义活动并不一样。”

关于国歌。马叙伦首先说：“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一首好的国歌是写不出来的，是否可以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国歌。”大家表示同意这个意见，毛主席说：“大家意见一致了，国歌就这样定下来吧。”

接着，有人提出：“这支歌的曲子很好，但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同现在新中国成立的时代不同，是否要改一下。”郭沫若赞成这个意见，说：“歌词修改一下好些。”但张奚若、梁思成、黄炎培却坚决地表示“不要修改，因为这支歌是历史性产物，要保持它的完整性。”《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发言：“这支歌曲子很好，歌词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新的歌词了。”是否改歌词，会上讨论非常热烈。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9）

周恩来说：“我看，要嘛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激动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最后毛主席表示：“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仍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会议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

掌声过后，周恩来提议大家齐唱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嘹亮、激昂的歌声随着周恩来的有力指挥，在古朴宁静的丰泽园中回响。这是一个爱国激情升到高峰的时刻，全体起立情不自禁地击掌和拍，许多人热泪盈眶。

专心做记录的彭光涵亦激动万分，停下笔起立，同大家一起昂首高歌，沉浸在欢乐之中。他深深感到自己能为这次会议服务是十分荣幸的，这是他第一次在小范围会议上真切地听到毛主席讲话。

会后，周恩来的秘书通知彭光涵，把会议记录整理好，明天由彭在政协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会议上传达。当晚，彭立即把记录整理好，但又担心有遗漏，第二天一早去找几位参加过座谈会的人核对记录，补充和修改。

9月27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天的最后议程是讨论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决议草案》。表决前由沈雁冰代表审查委员会作审查报告。当大会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主席台展现出一面红地五星旗，展旗的人中，其一是彭光涵，展现的旗就是在前门大栅栏做的。大会还对国旗的名称作了修改，将“红地五星旗”改称“五星红旗”。

最后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代表以举手和热烈的掌声通过了四个决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元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国旗方案通过之后，考虑到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写的制旗方法很复杂“这星对那星”弄不清楚，周恩来要梁思成、胡乔木和彭光涵立即改写制旗说明，以便能方便地制作标准国旗，当晚，经他们三人研究讨论，梁思成首先写了制旗方法，并在座标纸上画出旗的长高比例和五颗星的位置；小组改写后的国旗含义说明由胡乔木定稿，由彭光涵抄清楚后急送周恩来审批。9月29日，人民日报等报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标准和制作国旗的方法。

30日，彭光涵同筹备会开国大典的工作人员一起检查了天安门广场上国旗旗杆的升旗装置。开国大典的升旗是电动的，按钮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到时由毛主席按动升旗。考虑到当时的技术还不很成熟，担心电动装置发生故障而影响大局，故又多安装了手动升降装置。彭光涵等人对两种装置都做了多次试验，运转正常。他们还做了出现故障时紧急人工安排，责任落实到人。检查结束后，彭向周恩来的秘书做了汇报。

1949年10月1日，风和日丽，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下午###，彭光涵同中央机关干部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前东侧靠中路的观礼台上观礼。亲眼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中华大地升起……

开国大典后，北京各地、各部门的负责官员，正在到处物色自己的部下，我妈是蒙古族人，内蒙古负责人乌兰夫希望我父母去内蒙古。这时，我爸在中南海遇到负责侨务和###工作的连贯同志，他曾和廖承志把我爸等一批南洋归侨安排到抗日前线加入八路军、新四军。连贯希望我爸做侨务工作，于是我爸妈就都留在了北京。我爸在华侨事务委员会工作，我妈进入铁道部工作。那时我家也从中南海搬到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