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7部分（第1页）

用格尺在下面顶着写，这样写出来的字下部都是连在一起的，很难看。我不学他们，所以写得很慢。老师见到我的作业本，很喜欢我，有一次考试交试卷，曹老师拿着我的试卷对同学们说，你们看彭安鸽的试卷多干净，字多漂亮，你们的卷子如果像这样，作业做不完也没关系。

因为作业经常做到很晚，我总是累得第二天起来整个人灰溜溜的。因为熬夜，有时还尿炕，所以非常压抑。但是因为我的成绩是班里拔尖的，所以曹老师对我不错，有时作业没完成，他也很少批评我，可我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了。

大概见我长得漂亮，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就戏弄我，老把我和另一个女孩子扯在一起。有一次放学，一群大孩子跟在我身后唱电影《芦笙恋歌》的主题歌“阿哥阿妹情意长……”还把我往那个女孩子身上推。这次我还手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最后被他们从一个煤堆上摔倒再踢下来。那天刮着很大的黄沙风……

我的同桌叫郭来顺，有一天，他没有来上学。曹老师就让我去他家看看他是不是病了。我冒着风雪，找到他家所在的大杂院子，打听到他家。我站在他家小屋门口敲门，门推开了，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进门就是炕，这屋子也就六平方米的样子，他的妈妈、奶奶和小妹妹在炕角坐着，被子盖到胸前。

我按照她们的指点，退出房间关好门，绕到屋后的大场院。只见郭来顺正帮着父亲在摇煤球。我对他说：“老师叫你去上学。”他爸就让他跟我回学校了……

有一个同学姓徐，长得很刚毅的样子，眼睛很大，鼻子笔挺，脸上基本没什么表情，有点凶。有一天中午，大家在食堂排队买饭。我见他饭碗里只有饭，什么菜都没有，就好心问他：“你白嘴吃饭呀？”他瞪着大眼睛对我说：“我没白吃！我给钱了！”

1959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很少，肉和菜也越来越少了。学校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学校从外面工地拉来很多搅成乱麻一样的铁丝，断断续续地卷成一坨坨的。老师让我们从家里拿来锤子、钳子，把铁丝剪成一段一段的，用锤子把它敲直。开始的时候，我经常敲到手指头，疼得很。过后还会留下一块紫色的疤。一段时间后，我就敲得很好了。

六年级的时候，老师问谁家有理发推子和剪子，就可以报名去北新桥的理发店当学徒，学了手艺就给班上的同学理发。我买了推子和剪子之后报了名。那时候，理发店的师傅很热情，教得很认真。先从给顾客洗头学起，然后练习平稳地使用手推子和剪子。给顾客理发之前要先用酒精灯把推子烤一烤，进行消毒。从学理寸头开始，然后再学理分头、背头、吹风。我们给顾客理发的时候，师傅不断给我们指点和示范。　。。

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学（2）

在太保街口，无论春夏秋冬总有一个老头蹲在那里卖铁蚕豆，我兜里有零花钱，经常花一两分钱买一小把铁蚕豆吃。奶奶牙齿只剩几颗了，有时候，也跟我要一颗来放在嘴里含着。

我们学校离雍和宫、国子监很近。雍和宫从来都是大门紧闭，进不去的。而国子监的一部分是首都图书馆，凭学生证就能进，同学曾带我进去，在大阅览室看书、做作业。那里很大，很安静。

学校旁边有一个去污粉厂，那时的去污粉是工人用琉璃瓦敲成碎末，再混合碱粉做成的。

我们学校靠近城墙根儿，附近有一座监狱，当地人叫它“炮局”。我们常看到犯人们排着队，扛着铁锹由警察带着去干活。

那时候，小学的大同学有很早就结婚的，记得比我高一届的，就有一个女生挺着怀孕的大肚子来上学。

我们班长叫刘玉兰，梳两条大辫子，两个大眼睛很漂亮，笑起来两颊还有酒窝。她有一个学期和我同桌。她可能上学比较晚，所以看来比我们大一点，很丰满，也很健康。小学毕业后，刘玉兰就去工作了。有一天我在胡同口见她顶着凛冽的西北风，埋头拉着大板车，后边有两个老女人吃力地推，我叫她：“刘玉兰！”她假装没看见，眼睛盯着前方的地面，继续埋头拉车。她还挺着怀孕的大肚子。

我妈劳改还省粮食给我们包饺子

1960年，我妈在海南岛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被送回北京。她变得又黑又瘦。犯病的时候，她全身僵直地躺在床上流泪。我们三兄弟就帮她翻身、捶背、喂饭……

待她在中医医院把病治好一些之后，就又被派到东郊的一个农场去劳改了。和在海南岛时一样，她的工作还是喂猪——煮猪食、起猪粪、打猪草……

那时，因为家里住不下，保姆就回家去了。于是我们干脆连饭都不做了，就在机关饭堂打饭吃。

有一天，我姥爷去世了。我们三兄弟跟着我妈去了姥爷家。只见姥爷换了寿衣直直地躺在一副门板上。我们轮流跪在地下铺着的垫子上，给他老人家磕了三个头。只见亲戚们忙里忙外地办着后事，他们不时地找我妈要大主意。因为我舅舅还在蒙古，回不来，于是，孝子的角色就由我妈来担当了。她让我们站在亲戚们身后看。办丧事那天，我姥爷的棺材停在后永康胡同他家的院门口。随着请来的丧葬班头的吆喝声，唢呐和锣鼓声响起，我妈号哭着跪在地上把一个大瓦盆举起，“啪”的一声，摔得粉碎……

我家的房子很矮，我住上铺曾被煤气熏倒了一次。有一天早上起来，我提着饭盒去饭堂打饭，只觉得头晕目眩，脸煞白煞白的，走路还歪歪扭扭的。我妈因为在东北时中过煤气，还差点死了。她见我的样子，赶快让我在房子外面坐着，歇了好久我才慢慢好了。

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学（3）

最困难的时期来了，我们开始啃那种番薯面的窝头，喝小球藻煮的绿色的汤。有时候，窝头只有两三个还舍不得吃，留半个放在兜里，等饿了的时候再啃两口。我妈的粮食定额才26斤，每到星期天她都会省出一些来给我们包饺子或者烙合子。但她那时脾气不好，常斥责我们这不好那不好的，经常弄得一家人不高兴。有一次，我又被骂了，便赌气不吃，走出家门。等我在外面转饿了，我才回来自己做着吃。可是我做的合子乱七八糟的，还得我妈强撑着病体来帮忙。我们都哭了……

我觉得妈妈像变了个人似的……

有一天半夜，我在睡梦中听到啜泣声。睁开眼见灯还亮着，我妈坐在我床头抹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睡梦中在哭。我告诉她：我放学的时候被高年级的同学打了。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清朝被推翻不久，皇帝还住在紫禁城。她是蒙古人，放学回家时，同学就追在后边骂“鞑子、鞑子”。她哭着回到家告诉我姥爷。我姥爷说：“别理他们，想当初咱们进关的时候，杀得他们一片一片的。”我妈接着说：“我现在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就是被当成了敌我矛盾。现在蒋介石又要###。一旦打起来，我们这些敌我矛盾的人就都要押起来。万一战事紧急，就会被枪毙。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实味的作家就是这样被‘秘密处决’的。”我安慰她：“现在不会的。”她接着说：“如果我死了，你爸爸又还在海南岛，你要照顾好两个弟弟。你是长子，要担起家长的责任。”那时我12岁，但我对王实味印象很深。直到近年，才见到书中报道他惨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