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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这两件事，足以惹恼魏忠贤。在魏的鼓动之下，天启帝把吏部意见留中，不予答复。

吏部见皇上迟迟没有发话，知道周士朴不合上意。没办法，只好又推荐阮大铖。

这次批复得很快。但是阮大铖得不偿失，因为这么一折腾，全天下都知道他阮大铖实际上是不够格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定：从这次蹊跷的任命过程上看，这家伙一定是投靠了阉党。

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2）

阮大铖因得官而名誉扫地，不能自安——以东林分子而投靠阉党，这无疑比小人还卑鄙！在古代，官员就是再坏，也多少要点儿脸，假如名声太臭，一般是干不下去的。像前面提到的沈潅贵为阁老，但最初与魏忠贤交结时，也不敢公开化，只能偷偷摸摸。至于阉党的公开化，那还是在后来一党独大之后。

众口烁金的压力太大了！任职还不到一个月，阮大铖终于顶不住，请假回乡了。这个位置又空起来了。

赵南星考虑到下次“京察”将是与阉党的一场恶战，吏科的领军人物应该是一个硬骨头，于是又推出礼科左给事中魏大中，来顶这个空缺。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是浙江嘉善县人。年轻时，他曾受业于高攀龙，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中的进士。他出身贫寒，生活简朴，一贯注重名节。中了进士之后，也还经常徒步去拜访客人。在行人司任“行人”时，奉旨出使藩国或到各地慰问，都不惊扰地方。他在京中任职却不带家眷，家中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人一上班，家门就紧锁。想对他行贿的人，都畏惧他的清正，谁也不敢上门。

他在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曾经两次与周朝瑞上疏弹劾沈潅，内容涉及客、魏。阉党对之相当忌恨。

吏部尚书赵南星很欣赏他的为人，常与之议事。魏大中也经常趁机向赵推荐正直的人士，因而他在东林党内威望很高。由于他写的奏疏逻辑严密，说理清晰，就连“三党”人物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阮大铖在家乡听说是魏大中来接了他的职位，更加窝火，疑心是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几个人在联手搞鬼。他痛定思痛，决定与东林诸人反目，从此投降阉党，出这一口恶气！

但是“投降”也得有门路才行，阮大铖找到了好友、刑科给事中傅櫆。傅櫆前不久因意见不合与东林交恶，投靠了阉党，还和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认了“同宗”，相互间称兄道弟。

这条路，果然一走就通。

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阮大铖与东林反目不假，但并未实质性地投靠阉党。他日后被崇祯列入逆案，是东林烈士子弟恨其无行，强行将他扯入的。这可以聊备一说，但是阮大铖在这个微妙时刻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极不利于东林党的。

也许是受阮大铖的情绪感染，傅櫆决定向魏大中这个东林老顽固下狠手了。

恰在此时，东林党的内讧又加快引燃了导火索。我前面说过，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一批观点接近的官员声气相通，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内部，因地缘关系形成了不少小派别，彼此有亲疏上的不同。

魏大中曾经有一次上疏驳斥过浙江巡抚刘一焜，刘是江西人，结果这一来，得罪了所有江西籍的东林党人。他们不顾大局，群起而维护老乡的利益，对魏大中颇有烦言。

江西籍官员章允儒与傅櫆是同事，听说傅櫆要上本参魏大中，就极力怂恿傅櫆赶快干。

有人给壮胆，傅櫆信心大增，于四月二十一上疏弹劾魏大中。为了让魏忠贤高兴，他还把左光斗也扯了进去。

这个疏本，指责左、魏二人貌丑心险，表里不一，道德有亏。最大的证据就是勾结中书舍人汪文言，干乱朝政。

这个汪文言，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官职不高，能量却很大。

傅櫆说他本名为汪守泰，原为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一名库吏，因监守自盗被判遣戍，后来脱逃来到京师，改了名字，投奔王安门下。傅櫆还揭发说，左光斗明知汪文言的丑史，却为之隐瞒，引为心腹。魏大中更是拿钱供着他，让他招摇过市，招权纳贿。现在，左、魏二人口口声声要搞倒“权珰”，不过是以攻“权珰”为名而营私。他们俩把持选拔干部的大权，能升官的人全是出自旁门左道。正人君子倍受压迫。长此以往的话，必将祸国乱政。

奏疏上提到的这个汪文言立刻被推到了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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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3）

汪文言的履历，是否真如傅櫆所说，不可考。可以弄清楚的是，汪文言本是一布衣，当过“门子”。因为门子是个贱役，没有前途，所以汪文言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来到东林党官员于玉立的门下当了书吏。于玉立被贬官后隐居家乡，不知京中情况，就派汪文言进京广结朋友，了解动向，还为他捐了个“监生”的身份，以利于活动。

汪文言慷慨仗义，机灵能干，活动能力极强，加上又有于玉立的举荐，所以很快就与东林要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他还结识了时任东宫伴读的王安，王安对他的才学很钦佩。他在王安面前，经常大言炎炎，品评人物，引得王安更是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