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下来后,舆论大哗。一方面,群臣不服,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还在不断飞来;另一方面,正直之士悲愤莫名。南京的尚书陈道亨叹道:“此何时?尚可在公卿间耶?”
——这是什么世道?这鸟官还做它干嘛?
他立刻写了辞职疏,力辞而去。
东林党中的温和一派,则深为杨涟的失误而惋惜。据说,黄尊素看到杨涟的疏文抄件后,跌足叹道:“疏内多搜罗那些宫内风闻之事,正好授人口实!”
杨涟之所以提到后妃被迫害的事,估计是想用跟天启帝有切身利益的话题,来引起天启帝的警觉。但是,做皇帝的,几乎都很忌讳外臣谈起“朕的家事”。就算是有这回事,也家丑决不可外扬。
有这一层心理存在,杨涟的奏疏,就很难取得天启帝的认同。
而且魏忠贤果然也就是利用宫闱之事,对杨涟进行了反击。
这一仗,东林党的攻势是失败了。虽然看起来,群臣说了那么多狠话,也不过是被批评了一下,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这件事标志着,靠舆论已经是扳不倒那位大珰了!
因此,大获全胜的应该是阉党。
就在“武装上朝”成功的那天下午,魏忠贤心情舒畅,特邀天启帝到南海子去玩。
一干人等登上龙舟。伞盖之下,美酒加好茶,看水光滟潋,听萧鼓悠扬,端的是人间好世界。
歌舞看够了,魏忠贤又请皇上看练操。他亲执帅旗,调兵遣将。
那岸上列队而出数千武阉,衣甲鲜明,意气昂扬。听得魏爷爷一声号令,立刻炮声震天,鼙鼓动地。各路军马回环移动,变换阵形。
这群阉了的士兵,自认为与魏爷爷同命相连。他们心目中的利益关系非常好划分:阉了的,就是一家人。上午听说杨涟要面奏皇上,搞他们的魏爷爷,武阉们无不同仇敌忾,恨不得把杨胡子一口吃了。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看着这支精壮的队伍,没心没肺的天启帝只是乐:当皇帝的感觉,咋这么好?
操毕,天启帝一高兴,下令大赏三军。魏忠贤便趁机给自己来了一番表功,天启帝深许之,眷宠之意愈厚。
主子看奴才,越看越觉得乖。哪里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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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门来找死的工部万郎中(1)
却说东林党一击未成,大家并没有马上消沉。不断有人到叶向高那里去劝说,希望能由他出面,再来一波攻击。
首辅若发话,皇上总要给点儿面子,只要打在了点子上,未尝不能取胜。
群臣来到叶府,向叶向高施加了不小的压力,但这位阁老自有他的一定之规。他说:“大洪(杨涟的字)的奏疏未免草率。魏公公那人在皇帝面前也常有匡正之举。比如有一次,鸟飞进了宫里,皇上架了梯子准备去抓。魏公公当即死死挽住皇上衣服,不让皇上爬上去,说此举甚不合礼。又有一次,他看见皇上赐给小内侍一件绯衣(大红袍),就叱骂那小内侍:‘绯衣是大臣穿的,即使为皇上所赐,也不准穿!’可见魏公公也相当较真,很难再有这样小心谨慎的人伺候在皇帝的左右了。”
座中的缪昌期惊愕不已,倏然起身,正色道:“是谁说了这话来蒙骗师翁?这种人一定要杀!”
叶向高闻言语塞,脸色大变。
那缪昌期据说是蒙古血统,人都60多岁了,血性仍未泯,做事偶有大异于汉人之处。他当时担任的,是掌太子奏请、讲读事宜的“左春坊谕德”,一个从五品的闲职。朝中斗争,多大的雨点也砸不到他头上,但是他偏不袖手,非要与阉党不共戴天。
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杨涟。杨涟对叶向高的模棱两可大为恼怒。
叶向高听说杨涟发了火,甚为不安,连忙给御史李应升写了一封信,辩白自己并非对杨涟有恶意。
杨涟看到此信后,益发激愤,想把信的内容公之于众。后经缪昌期的极力劝解,方才作罢。
在这次风波中,阉党一方几遭灭顶之灾,所以人人同仇,行动张弛有据。而在东林党方面,两大巨头意见不一。在朝中位置最高的叶向高,心存侥幸,不肯借势一击,以致人心很快涣散。两下里的较量,结局已不难预料。
叶向高与激进派不肯统一步调,是有历史原因的。从万历后期起,历任内阁首辅大都吸取了张居正死后遭清算的教训,不大愿意揽权。而六部从嘉靖年间起被内阁压制已久,早就想伸张独立行政权。两个因素交合,导致了相权有很大削弱。
到了叶向高这里,由于他本人软弱,内阁就更是指挥不动吏部等有实力的大部了。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吏部尚书赵南星整顿吏治,高攀龙附合之,一时间大刀阔斧,任免干部根本就不和内阁打招呼。叶向高相当不满,就托病不出,任由赵南星去碰壁撞墙,决不施以援手。
此次攻魏也是同样,杨涟事先跟东林党的左光斗、魏大中、李应升等都进行过商议,唯独不跟首辅过话。叶向高也自觉很没面子。
两拨人在策略上有了裂隙,叶向高就故意在对魏立场上向后退了一步,根本不主张将魏一棒子打死。他算准了杨涟此次出击确实够魏珰喝一壶的,但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于是就作壁上观,只等着形势一变,由他自己来出马收拾局面。
因此,他当时把“主调停”的调子唱得老高,就是在为下一步做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