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herine刚听到WT已经自动退出竞争时还很高兴,但后来就高兴不起来了:东金的主管部门因为老陈的事,开始严查这次东金收购的整个来龙去脉,虽然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把Kathersine唬住了。因为南福是民营公司,“牵连”的风险要大得多,东金的主管部门已经不太可能同意民营资本进来了。
后来果然如此:主管部门只留下了那家浙江银行作为备选对象,因为他们是国营的……剩下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一个月后就签字了。
2007年1月份,我和Elsa同时离开了北角,在上海和Katherine交接完毕后。我想了很久,还是对Elsa说“我得去趟香港,不可能就这么走了”
她有点吃惊“去香港?你要仔细考虑清楚,维姐应该知道你已经反水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至少该见个最后一面吧”
Elsa看着我“我马上有下一个任务,短期之内不可能再见你。如果在香港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去找……”
我打断她“不会有事的!”
一周后,我悄悄到了香港,用的是自己的通行证(红本通行证和老鹰国护照都已经交给Katherine了)。在尖沙咀一间很偏的酒店住下,然后到街上的公用电话给Sandy打了个手机“我想见她!”Sandy很吃惊“你在香港?”“嗯!时间地点你给我在msn上留言吧”
过了两天,我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Sandy终于留了言,下午在港岛的天星码头见。
那天下午我在码头边的一个椅子上等了2小时Sandy才来,只有她一个人。
我很失望“她不愿意再见我?”
Sandy拿出一个薄薄的信封“只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我收下信封,不知道该说什么。
Sandy转身要走,我想了想,叫住她“Sandy,谢谢你!”
她轻轻笑了笑,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我慢慢坐下来,撕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是5年前我们刚到广州,挑写字楼时在中信对面小广场的一张合影,那是我和她唯一的一次亲密动作,我右手轻轻揽着她的腰。当时我才25岁,她34岁……
照面背面有八个钢笔写的繁体字“難忘歲月,永記于心”
我在码头椅子上一直坐到了华灯初上,静静的看着不远处的2IFC北角那一层。她的办公室在面向维港这边,她是不是也在透过落地玻璃望着楼下码头上那个跟随了她5年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苦涩滋味充满心间,就像当年的那首《一生何求》:
冷暖哪可休
回头多少个秋
寻遍了却偏失去
未盼却在手
一生何求
曾妥协也试过苦斗
迷惘里永远看不透
没料到我所失的
竟已是我的所有……
当天晚上我过关回了大陆,补了张回成都的末班机票。在宝安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在卫生间里把那张照片烧掉了。难忘岁月,永记于心,只是我已经长大。
到了2007年4月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资收购的政策突然来了个大改变(当然肯定也有一些中美高层角力的原因),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开放了很多行业。基本上北角这种公司存在的必要性降低了50%。外资财团现在可以明目张胆的进入中国,很多事情也没必要再偷偷摸摸……不知道这是退步还是进步?但是至少,从事北角这一行的人都可以“见光”了。
我去上海见了一次Elsa。她当时没事,在休假。我们吃了晚饭,又一直呆到半夜。交谈的一些内容不能写出来(关于她的工作和身份),简单聊聊她说的一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
“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在被外国人左右,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而是各种国外势力的角斗场。我没有权利评价GCD如何如何,但至少现在中国终于走到了‘自己’的路上。这和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谁是执政党已经无关紧要,至少现在中国终于变成了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我们再也不用看他人脸色……”
我静静地听完,沉默了很久。
半年前决定反水,是下意识的认为我应该那样去做,而没有想太多这些东西。每一个70s大学毕业生在从少年到青年、中年的过程中其实都碰到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但是“道路选择”在我们的脑海里是一个死结!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能够做的就是赌,赌GCD能成功……其实概率都一样,唯一让我们站在这边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中国人。
告别的时候Elsa送了我一块表,是块很普通的天梭,在朋友店里拿的。她有点不好意思“我收入实际上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