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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部分（第1页）

詹天佑说：“听说上海工学会的入会要求很高，一般路工都很难加入的，是吗？”

颜德庆说：“我们之所以提出很严格的入会条件，主要是希望会员之间的交流能在水平接近的环境里展开，主要强调学术性与研究性。但考虑到铁路建设涉及到很多层面的人，因而徐士远工程师组织了上海路工同人共济会，这主要是铁路界各方面的人员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的一个组织。”

徐士远说：“是啊，我与颜工程师当初成立这两个组织时就作了一个相互的沟通。”

詹天佑说：“这样好啊。你们都知道，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科技人员，包括工程师都有自己的学术组织，这种组织超脱于政治、民族和国家之外，只要学术问题都可以交流探讨。国家科技要昌明，就需要科技人员有自己独立的学术交流组织，你们成立这两个学会，是对我在广州组织中华工程师会活动的响应，我很感谢你们，我也很高兴。”

徐士远说：“我们上海路工同人共济会的同人们听说我要来码头迎接您，也都拜托我邀请您担任我会的顾问呢？”

詹天佑看看他们二人，笑着说：“看来，这次来上海，我又多了两个身份了。”

颜德庆和徐士远听到詹天佑答应受聘当他们两会的顾问时，都非常高兴地笑了。

在上海，詹天佑把粤汉铁路修筑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需要解决的问题与谭人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谭人凤这是第一次见到詹天佑，他深深被詹天佑精辟入理的分析所折服，当即向民国政府致电禀告，希望任命詹天佑为国有粤汉铁路会办，仍兼商办粤路公司总理。民国政府只要谈到铁路，没有人不知道詹天佑的，所以谭人凤的意见很快得到民国政府的批准。

詹天佑应谭人凤之约赴上海时，粤路公司的人员听说民国政府有意将粤汉、川汉铁路的路权收归国有，认为这与清政府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怀疑詹天佑到上海与谭人凤商量要把粤路公司收回民国政府，也有人担心詹天佑这一去就不管粤路公司了，一时舆论大哗，有些人就编些理由，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端，指责詹天佑出卖粤路公司股东的利益。身在上海的詹天佑从王秘书那里看到上海报纸报道的相关内容，一时陷入困惑之中，他看着那些刊有对自己进行人身攻击言论的报纸，内心百感交集，没有想到辛亥革命时期他没有被难倒，而此时却被自己的乡亲所误解，王秘书问他：“要不要写点声明在报纸上进行回应？”

詹天佑双手捂着头，沉思良久说：“不必了。”

王秘书说：“粤路公司那里是非太多，现在民国政府已握有湖南、湖北境内的路权，川路公司也归民国政府所有，谭人凤先生作为有影响的革命党人督办此路，要不你不要再当这粤路公司的总理和总工程司，让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去折腾去。”

詹天佑说：“这样更不行，粤路公司的人可能从各自的利益考虑才这样对待我，我没有对不起粤路公司。现在很多事情都还在商讨之中，那些人不了解内情，故而误解了我。”

王秘书说：“这哪是误解啊，有些话简值就是诬蔑，是有预谋的中伤。”

詹天佑说：“由误解进而诬蔑，这是通常的一般常规。我没有对不起粤路公司，没有对不起家乡父老的嘱托，如果这个时候辞去粤路公司的总理和总工程师职务的话，那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是给那些造谣生事的人提供了更大的籍口，那些巅倒黑白的话就会被外界解读为真的，我数十年来为人做事之清白即将毁于人手。二是对粤路公司的铁路事业不利，一旦我辞职，就会有很多无良的人来竞争这个岗位，那么最后受影响的还是铁路展筑的进程，广东铁路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国民政府正在推进的全国铁路建设事业产生影响。而对这后面一条，是我深感更加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一定不能在此时辞去粤路公司的职务。”

王秘书说：“那我们应作如何回应？”

詹天佑说：“什么回应都不要作，让这些谣言自生自灭。正所谓清者自清，我是一位铁路工程师，只懂修铁路，对那些人身攻击的言论根本就不在意，所以没有回应的必要。将来民国政府推行铁路建设，作为商办的粤路公司并不会受到铁路国有政策的影响，我虽然出任国有粤汉铁路的会办，但这并不影响我更好地为商办粤路公司服务。现在根本没有必要去辩白，时间和事实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王秘书说：“我担心这些言论会发酵，议论的人多了，假的也会说成是真的。”

詹天佑说：“事实都摆在那里，辩白完全没有必要，只要我装聋作哑，那些流言找不到把子，自然会消失的。对于我来说，最关键的是如何继续把粤路公司的事情做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年的8月底，詹天佑与谭人凤一起由上海到达武汉，在那里设立了粤汉铁路督办总公所。

一到汉口，詹天佑就开始从制度建设上进行粤汉、川汉铁路的工作，他深知，铁路建设，工程技术人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铁路国有，涉及到向外国借款，一定会附加聘请外国工程师的问题，这样一来，很可能会使中外工程师在待遇上有很大差别，这在以往都是事实。在讨论工程技术人员报酬时，詹天佑对谭人凤说：“谭先生，我的意见是，中国工程师在与外国工程师同一级别时，应采用相同标准的报酬，这样，才能使我国工程师不至于因为待遇低而自感比外国工程师低人一等。”

谭人凤说：“你在这方面的体会比我深。不过我感到中国工程师工资比外国同级别工程师低这个问题确实不好，不说干同样的活拿不同的报酬这个问题，就是从民族感情来说，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同样级别的工程师拿比外国工程师低的报酬，这算怎么回事。自己的工程师在自己的国家变成二等公民，这与清王朝时期有何区别？这个陋习一定要改。”

詹天佑说：“谭先生能理解这一点，那真是中国工程师之幸。”

于是，在拟定薪酬制度时，詹天佑特地进行了说明，指出在相同级别的工程师中，中国工程师与外国工程师都享有同等工资待遇。

这时，詹天佑收到英国混凝土学会（The　Concrete　Institute）的通知，他被吸收为该学会的会员，他拿着这份来自英国的通知，对身边的王秘书说：“在英美等国，工程技术领域里各种学会组织都很发达，很多行业都有自己的组织，可是我国当前还只有广州、上海成立了几个地方性的学会组织，要是有人出面牵头成立一些全国性的学会组织多好啊。这样的话，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就有了更广阔的学术交往平台。学术这种东西总是越交流越发达，我从事铁路工作以来，更多地是靠当年在美留学时的同学和朋友给我传递一些世界最新的工程技术动态，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条件，特别是山海关铁路学堂等国内学校培养的工程技术人员，如果需要保持自己专业上的进步，一定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学会组织来推动。”

王秘书说：“当前国内工程师最有名的就是您了，如果您不出面做这个事，那谁还会有这个号召力？”

詹天佑说：“可是，我长期在铁路工地第一线，实在是难于有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事，创办学会，需要有很强的公德心，这是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发展服务的机构，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是根本做不好的。”

王秘书说：“这是现在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要是以往的传统思想，常常是师傅怕徒弟超越自己，谁还有思想去帮别人在技术上提高啊。不是有一句俗话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