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他低着头,“因为我可怜。”
“不是,这是你劳动所得,你今天帮我们拿了很多次带子,很辛苦,所以这是你自己挣的。我要谢谢你。”
他抬起头,羞涩地笑了一下。
他们租过的那个房子,收拾得还算干净。和所有十三四岁的孩子一样,墙上贴着明星的照片,窗台上放着整整齐齐的十几个牙缸,他们每天早上排好队去刷牙……他们把这个房子叫“家”。
二〇一一年,我遇到一位律师,她告诉我采访过的女犯的消息,安华在各方帮助下,已经减刑出狱,再嫁了人。小豆在监狱里精神失常。
二〇一〇年,中国法学会再次公布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建议建立家庭暴力庇护场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签发保护令,这只是一个建议稿,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
在“两会”上,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
一位女性代表说:“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
现场有些争起来了:“你们这么说,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
“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是人应该关心人。”这位女代表说。
李阳最终没有去做心理治疗,也没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时间用来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准备成为“反家暴大使”。
两个月后,Kim申请与他离婚。
他曾经对Kim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文化。”
Kim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人是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人,美国人,所有人,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是让中国更好、更国际化,我希望他能从自己做起。”
去采访Kim前,我做完采访提纲,合上笔记本,按习惯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谈时还需要注意什么。
奇怪的是,那一小会儿闭上眼的沉浸里,我想起的却是自己早已经忘了的事,中学时有天中午上学路上,那个小混混喝了酒,从身后把我扑倒了,磕在街边的路沿上,我爬不起来,被一个烂醉的人压着,是死一样的分量。旁边的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来,我起来边哭边走,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也不是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觉——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任务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
我带了一束花给Kim。
她接过报纸包的百合花,有点意外,找了一会儿才找出一只瓶子插上,又拿出几个大本子给我看,里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阳与她合作录的英语磁带,写的工作便条,还有一页,夹着某年结婚纪念日她提醒李阳买的玫瑰花——虽然是秘书买来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叶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压平保存着,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男人。”
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第七章 山西,山西
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儿上学,最怕迟到,窗纸稍有点青,就哭着起了床。奶奶拉着手把我送一程,穿过枣树、石榴和大槐树,绕过大狗,我穿着奶黄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学校开门。
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着淡粉,大家才来。我打开书,念“神——笔——马——良”,一头栽在课桌上睡着,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下了自行车推着走,说几句话。分别之后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要去操场上跑几圈,喘着气找个地儿坐下,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
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
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一间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不说话先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