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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周恩来怕是天底下的第一个忙人。不知道他怎么那么多永远办不完的没完没了的事。别人似乎多多少少都有点余闲，而你不管什么时候遇见他，他都在繁忙里，都在人和事纷纭的浪潮里。长征以来，他白天要随队行军，而且为了发电报、等电报，常常要从后面赶来。部队一住下，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促架设电台，与各军团联络，然后是收集情况，开会研究，个别商量，亲自起草电文，等待电报发出。只要电报不发出，他的心是安静不下来的。有时饭也顾不上吃。为了发报和收报常常要等到夜深。往往坐在作战室的凳子上就睡着了。参谋们常常催他：“周副主席，你先回去睡吧，我们保证电台发出去就是了。”他就会说：“你再给王诤打个电话，看电报发出去了没有。”他说的王诤就是电台队长。等参谋打了电话，王诤证实电报发出去了，他就高兴了，然后打个大大的哈欠，回去睡觉。可是他又要求，半夜或凌晨如果有了来电或回电，必须立刻送去。这就难了。因为他刚刚睡下不久，如果不是发了疯的蠢人谁肯这么做呢！尤其是在他身边的那些参谋们，从老参谋到小参谋，没有一个是忍心这样做的。因此，尽管周恩来讲了，还往往是等他起床后才把电报送给他。有一天早晨，王柱拿着一份重要的电报送给他的时候，周恩来忍不住了，他盯住王柱问：“这份电报是什么时候来的？”王柱老老实实地回答：“是凌晨三时。”周恩来说：“既然是凌晨三时，为什么现在才交给我？”王柱无言以对。周恩来说：“我不是做了规定，重要电报要及时给我吗？你们这是执行命令吗？”周恩来一向对人亲切，可是批评起人来，有时也是蛮厉害的。这次对王柱就是这样。周恩来还说：“王柱呀，你是一个老同志了，你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呢？”这一下把王柱刺痛了，脸上露出一副哭相，说：“周副主席，不是我不负责任，我已经到你这里来过一次了，叫你几声没有叫醒，我不忍心再叫，就拿着电报回去了。”周恩来说：“这是我的不对。可是，你应该把我拉起来嘛！”王柱笑着说：“看你说的，周副主席，我们怎么能把首长拉起来呢，这多不好意思！”周恩来说：“为革命负责嘛，有什么不好意思？！从明天起，只要有重要电报，有请示的问题，就要马上叫我。叫不醒就把我拉起来，拖起来，不然就是你的责任，我就拿你是问。”问题就这样确定了。

可是，话好说，做起来可就叫人为难。昨天晚上，总部向五、九军团发出电令，要他们向敌人积极佯攻，吸引敌人向北，以掩护主力南下。电报发出时，已经凌晨三时，周恩来睡下还不到两个钟头，九军团就有了回电，并请示一些问题。译电员肖明按规定来送电报，见周恩来睡得正香，叫了几声没有应声，就犹豫起来，说什么也不忍心推他。他愣了一会儿，就来找老有经验的王柱。王柱一看电报内容不敢耽搁，就同肖明一起来到周恩来处。周确实睡得正香，一部黑黑的大胡子搭在胸前，还偶尔打一两声呼噜。这场酣睡对他是多么需要，简直象一个饿汉得到美食一般，怎么能忍心把他叫醒呢！

两个人叫了一阵，没有叫醒，都犯难了。首先是肖明发生了动摇，他望望王柱为难地说：“要不，就别叫了，这个电报晚看一会儿，也许不要紧的。”王柱说：“不行！这样的电报不叫醒他，一耽误就是一天，净等着挨批吧！”肖明一想也是，两个就又轻声地叫起来：“周副主席！周副主席！”

“九军团来电报了！”

这样轻轻的叫声自然不起作用，周恩来不仅没醒，还引起了小兴国的不满。小兴国睡在茅屋另一端的草铺上，他睡得自然也很晚，现在直接受到叫声的威胁，真是不胜厌烦。他在床上猛地翻了一个身，愤愤地说：“你们知不知道他刚刚睡下？你们还要不要他活了？”

这铁锤一般的语言，把王柱和肖明的心都砸疼了。他俩没有反驳，似乎也不想反驳，好象自觉理亏似的。实际上彼此心理相同。

不久，外面响起了起床号声。它那缓慢而又悠长的声音，实际上是宣布又一个百里竞走的开始。

“不叫不行了，”王柱悄声说，“要发报给九军团，就来不及了！”

两个人在周恩来耳边一面轻轻地叫，一面轻轻推他。周恩来哼了一声，随后又没有动静。两个人不得已，只好轻轻地托起他的背扶他起来。

“周副主席！电报！九军团的电报！”

“什么？”

“电报！九军团的电报！”

周恩来接过电报，似乎意识到了，眼却没有睁开。可以看出他在奋力地睁眼，可是眼皮好象有千百斤重似地刚睁开一条缝又合上了。

两个人一边叫一边推，周恩来似乎也拼命同睡魔挣扎，这场战斗持续了好几分钟。小兴国拿来一块湿毛巾帮他擦了擦脸，周恩来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才真的醒了。

“唉呀，真是一场好睡！”他微露笑意说，“我梦见一座大山压着我，怎么也立不起来！”

“我们实在对不起首长。”王柱深感歉意地说。

周恩来看了看手里的电报，笑着说：“这样就做对了！”

对是对了，没料想这天下午就出了事。

队伍正行进在半山间的山道上，王柱慌慌张张地从前面跑下来，向毛泽东报告：周副主席从马上摔下来了。毛泽东一惊，立即和博古、张闻天等人赶到前面，周恩来已经被人扶起，正靠着路旁一棵大树休息。他的头上碰破了一块，身上沾了不少泥土。毛泽东走上前关切地问：“怎么样，恩来？”

“不要紧，就是脚扭了一下子。”周恩来笑着说。

刘伯承正站在旁边，他指了指面前的深沟说：“多悬哪，就摔在沟边边上，差一点就摔到大沟里了。”

大家一看，脚下的深沟有几十丈深，纷纷说：“真是太危险了！”

“他这匹枣红马真是不错，”刘伯承说，“它一见周副主席摔下去了，就立刻站住，一步也没有多走，如果再拖几步那可不是耍子！”

“这次全靠马克思在天之灵！”周恩来也为自己庆幸。“我看恩来老这样下去不行。”博古说，“他事情多，又不注意休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嘛！”

毛泽东笑着说：“话是这么说，可是他休息得了吗？他的作风也是改不了的。你们看，是不是给他配副担架？他总得有点时间睡觉才行。”

话刚落音，周恩来就摆摆手说：“不要！不要！我不过在马上打了个盹儿，就出了这事，以后不打盹儿就行了嘛！”

“不不，这靠不住。”刘伯承说，“你那电报稿上的字一坨一坨的，我一看就晓得你打盹儿了。”

“我赞成给恩来配副担架。”张闻天说，“打盹不打盹，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次我骑在马上下决心不打盹，结果还不是摔下来了？”

几位领导都对这个提议表示赞成。毛泽东笑着说：“好，咱们今后谁也别再唱落马湖了！”

从此以后，按照中央规定，周恩来配了一副担架。但是大家发现，坐这副担架的不是沿途的伤员就是步履艰难的病号。周恩来仍然背着他的黑皮公文包和一顶破斗笠，行进在军委纵队的战列里。

（三十一）

人说贵州是“地无三里平”，但到了贵阳近郊毕竟开阔些了。那里有一个县，地名就叫平坝县，足见平坝之可贵。就是在这块平坝上，也还是有许多零零碎碎的桂林风味的小山。有的象馒头，有的象草帽，有的仿佛是古代武士尖尖的头盔遗忘在这郊原上。贵阳是既贫穷而又美丽的。

可是，今天她却仿佛在颤栗着，陷入隐隐的恐惧中。

蒋介石是三月二日偕夫人宋美龄飞抵重庆督师的。在这里，他听汇报，打电话，作计划，发脾气，骂人，给将领写亲笔信，整整忙活了二十二天。最后他觉得这种“督师”还是不如亲临前线指挥，于是在三月二十四日，又偕宋美龄飞抵贵阳。随行的还有蒋的德国顾问端纳、陈诚、侍从室主任晏道刚，随后何成濬、吴稚晖、陈布雷也专机飞来。一时贵阳城内要员云集，羽电飞驰，俨然成了首都。而一度称王的薛岳将军，却由前线总司令一下子变成了高级传令兵或侍从参谋，只是作为蒋的传声筒上转下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