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哪儿运来了两车各式各样的家具,他把门一锁:“不需要房客了,我以后自己请客!”
果然,一到节日就会来许多客人。
姥姥的妹妹马特辽娜·伊凡诺芙娜,她是个吵吵闹闹的大鼻子洗衣妇,穿着带花边儿的绸衣服,戴着金黄色的帽子。
跟她一块儿来的是她的两个儿子:华西里和维克多。
华西里是个快乐的绘图员,穿灰衣留长发,人很和善。
维克多则长得驴头马面的,一进门,边脱鞋一边唱: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这很让我吃惊,也有点害怕。
雅可夫舅舅也带着吉他来了,还带着一个一只眼的秃顶钟表匠。
钟表匠穿着黑色的长袍子,态度安详,像个老和尚。
他总是坐在角落里,笑咪咪的,很古怪地歪着头,用一个指头支着他的双重下巴颏。
他很少说话,老是重复着这样的一句话:“别劳驾了,啊,都一样,您……”
第一次见到他,让我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件事。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搬过来。
一天,听见外面有人敲鼓,声音低沉。令人感到烦躁不安。
一辆又高又大的马车从街上走过来,周围都是士兵。
一个身材不高,戴着圆毡帽,戴着镣铐的人坐在上面,胸前挂着一块写着白字的黑牌子。
那个人低着头,好像在念黑板上的字。
我正想到这儿,突然听到母亲在向钟表茱介绍我:“这是我的儿子。”
我吃惊地向后退,想躲开他,把两只手藏了起来。
“别劳驾了!”
他嘴向右可怕地歪过去,抓住我的腰带把我拉了过去,轻快地拎着我转了一个圈儿,然后放下:“好,这孩子挺结实……”
我爬到角落里的皮圈椅上,这个椅子特别大,姥爷常说它是格鲁吉亚王公的宝座。
我爬上去,看大人们怎么无聊地欢闹,那个钟表茱的面孔怎么古怪而且可疑地变化着。
他脸上的鼻子、耳朵、嘴巴,好像能随意变换位置似的,包括他的舌头,偶尔也伸出来画个圈儿,舔舔他的厚嘴唇,显得特别灵活。
我感到十分震惊。
他们喝看掺上甜酒的茶,喝姥姥酿的各种颜色的果子酒、喝酸牛奶,吃带罂粟籽儿的奶油蜜糖饼……大家吃饱喝足以后,脸色胀红,挺着肚子懒洋洋地靠在椅子里,请雅可夫舅舅来个曲子。
他低下头,开始边谈边唱,歌词很令人不快:哎,痛痛快走一段儿,弄得满城风雨——快把这一切,告诉喀山的小姐……姥姥说:“雅沙,弹个别的曲子,嗯?
“马特丽娅,你还记得从前的歌儿吗?”
洗衣妇整了整衣裳,神气地说:“我的太太,现有不时兴了……”
舅舅眯着眼看着姥姥,好像姥姥在十分遥远的天边。他还在唱那支令人生厌的歌。
姥爷低低地跟钟睛匠谈着什么,比划着,钟表匠抬头看看母亲,点点头,脸上的表变幻莫测。
母亲坐在谢尔盖也夫兄弟中间,和华西里谈着什么话,华西里吸了口气说:“是啊,这事得认真对待……”
维克多一脸的兴奋,在地板上不停地搓脚,突然又开口唱起来: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大家吃惊地看着他,一下子静了下来。洗衣妇赶紧解释:“噢,这是他从戏院里学来的……”
这种无聊的晚会搞过几次以后,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刚刚做完第二次午祷,钟表匠来了。
我和母亲正在屋子里修补开了线的刺乡,门突然开了一条缝,姥姥说:“瓦尔瓦拉,换换衣服,走!”
母亲没抬头:“干嘛?”
“上帝保佑,他人很好,在他自己那一行是个能干的人,阿列克塞会有一个好父亲的……”
姥爷说话时,不停地用手掌拍着肋骨。
母亲依旧不动声色:“这办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