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不仅如此,其实您在底层叙事上早就做出了探索。您的长篇小说《失语的村庄》,很有特色。您能不能谈一谈这部长篇小说?
陈:这部小说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我感觉到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我现在是很难进入了。写得那么沉醉,写人的内心,大段大段地描写人的内心,我自己还是花了很多心血的。这部小说写人的贫困、人的内心,还有那种语言的基调,以及我内心想表达的东西,都和现在的小说有很大的关系。
周:我觉得这部小说在艺术探讨上也是走得比较远的,您觉得呢?
陈:是啊。
周:在这部小说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每个人说话都是用自己的内心来说,恰恰小说又名叫《失语的村庄》,您要让村庄说话,怎么说?每个人用自己的内心说,这种视角具有很深远的探索意义。在我们的印象中,农村题材的小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没有人用这种叙事模式写过,在这一点上,这部小说非常有探讨价值。
陈应松(13)
陈:我在《世纪末偷想》中,有几处写到了失语,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对这部小说的回应。失语是一种生理现象,但它也是一种时代疾病。不光是城市人失语,农民更失语,他们没有说话的地方。
周:现在还是失语的。
陈:对,他们是没有话语权的,最没有话语权的是农民。文学界讨论什么“底层叙事”,说底层叙事,那么底层能不能自己叙事呢?不可能的。他们本身就是处于失语状态,我们说底层叙事,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代替底层来叙事,帮他们叙事。你能让那一群书都没读过,生活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农民去写小说?不可能吧。甭说是写小说发表,就是写一封信给县里、报社,也没人理他们。知识分子是很可笑的,而且迂腐,讨论底层自己写自己,除非是江青,搞小靳庄,人人赛诗,这证明是个闹剧。失语是我们时代一个巨大的精神疾患,在《失语的村庄》后面有个后记,对这个问题谈到了一些。
周:能谈一谈外国文学对您的启迪吗?哪些外国作家是您比较欣赏的,他们对您有没有一些启迪和影响?
陈:我欣赏的基本都是外国作家,中国当代文学的小说我不是太喜欢,主要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像我们这一代作家,包括后面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的作家,都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我受中国文学的影响真的是很少,在现代作家中,除了鲁迅外,其他对我几乎没有影响。我主要是喜欢拉美和法国作家。拉美文学主要喜欢魔幻现实主义,法国文学则是自然主义对我影响最大。
周:一般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主要是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您如何来看待现代主义文学?它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差别在哪里?
陈:我现在觉得现代派作家很轻,并不是我狂妄,瞧不起他们,绝对不是这样,而是觉得他们写得很轻。而自然主义写得很重,分量很重,他们写一种坚实的生活。像吉奥诺的《庞神三部曲》、卡里埃尔的《马鄂的雀鹰》以及别的作品,他们会告诉你什么叫真实,什么叫现场感,他们写实写得非常实在。比如卡里埃尔写那种山区生活,四季的景色,是十分沉醉地写的,细得不可再细,那种功力让人折服。但这种写实又不像法国的另外一批作家,像巴尔扎克写这个房子,就写这个房子有些什么东西,一件一件道来,有些啰唆,甚至索然无味。自然主义不这样写,他们写得很诗意,语言很有味道,很有象征和寓言色彩。比如“秋天紫色的风”,“放荡、下流的乌鸦”,“在雨燕的鞭子一样的尖叫声中”,“在这深邃、清澈的天空中,人们的欲望会越走越远”……总的看来,自然主义文学强调的现场感、真实感,以及诗意的语言和有意味的形式对我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因此我很喜欢左拉、卡里埃尔、吉奥诺等自然主义作家。
周: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对您的启发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启发主要是他们的魔幻色彩和寓言性质。那种魔幻色彩正好契合了我对神农架的感情,神农架本来就是一个很魔幻的地方,刚好我喜欢魔幻现实主义;他们的语言也是很有诗意的,所有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语言都充满着跳跃性,开阔而富有穿透力,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他们的故事都是精心选择的,有意味的故事,并且把生活写得非常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用一个中性词来形容魔幻现实主义,那就是“芜杂”,非单纯或单薄,芜杂恰恰是生活的本质,写得如此眼花缭乱,深邃难测,充满意外,这是需要本领的。
周:您能不能归纳一下您的小说观?
陈:小说应该用充满寓言意味的语言来表现具有强烈现场感的、真实的生活,要使小说充满着力量。小说一定要强烈,对现代麻痹的读者要造成强烈的刺激。一定要复杂,不能单薄,要丰厚、丰富、丰满、丰沉,所谓“四丰”。要真实,令人感动,还要让人疼痛!现在写小说跟上世纪80年代真的不一样了,现在是一个很难出作家的年代,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也许,这就是作家和小说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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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斗(1)
刁斗简介
1960年生。
辽宁沈阳人。原名刁铁军。
197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历任《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编辑、《鸭绿江》杂志编辑。
刁斗自述:向袁可嘉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