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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小苏调进来了，剩下一个调谁？调“小朱”还是调“小姬”？阎局长又该作难了吧？不作难！两个都不调！阎局长说：“大家怎么把一个人忘记了？我们可都吃过人家做的饭——小高怎么办？”阎局长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说其他人，连朱锋和姬飞都没话说了。

局务会决定：调小苏和小高。至于小朱和小姬，以后有了编制再考虑。

炊事员小高终于结束了临时工的历史，被正式调入玻管局。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那滋味可不好受。虽然“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但这只是一些理论上的说法，而小高只有小学文化，不懂什么理论。小高都二十八岁了，却至今“待字闺中”！小高谈过六个女朋友，一个也没谈成。六个女朋友中，有三个和小高只见了一面，听说他是临时工，掉头不屑而去——像东去的大江一样难以挽留。后来小牛小马小胡几个给他出谋划策。小牛说：“就说你是正式工，开着桑塔纳。”小马说：“干脆说是局里的打字员，快转干了。”小胡说：“要么直接说成是干部，是副主任科员。”小牛接着又说：“临时工就像一块疤，你干吗那么着急揭起来给人家看？”小马说：“临时工是个小婊了，卖了多少次也得羞答答装出个处女样——至少也得装成个‘副处’！”小胡说：“临时工是块狗屎，你干吗老拿在手里臭自己！”

几个人给小高出的主意如出一辙：见面时先别说自己是临时工，然后尽快将对方“靠”了！“靠”了懂不懂？小牛说：“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小马说：“就是先上车后买票。”小胡见小高一脸茫然，拍拍他的肩说：“就是生米先煮成熟饭。”

后来再见面的三个女孩，小高依计而行：不说自己是临时工，并且千方百计想把人家“靠”了。第一个，见了几次面，吃了几次饭，终于哄上了床。女孩兜头往下脱那个小背心时，两个硕大的胖奶子“嘣”一下跳了出来，小高吃了一惊。那两个胖奶子冲他点了点头，一对小乳头像小孩子圆溜溜的眼睛一样调皮地望着他，仿佛在说：“你这个撒谎的家伙，撒谎嘴会烂的！”小高本是老实娃，在这双“眼睛”的逼视下，将自己临时工的身份和盘托出。这下轮到女孩吃惊了。她猛地将那个即将脱下的小背心使劲儿拉下来，遮住了胸前一双调皮的“眼睛”，却露出另一双愤怒的眼睛：“你不是副主任科员？”女孩眼里像是喷出了火，恨不能将小高立马烤焦，让他顷刻间化为灰烬。接着咬牙切齿吐出几个字：“你这个骗子！”女孩手忙脚乱穿上衣服，雄赳赳，气昂昂，着“正装”摔门而去。

第二个，也已发展到脱小背心，小乳头已“看”过小高。也许是那个女孩的乳房太小，小乳头“眼神”无力，小高竟忍住没有说。可当女孩勾起脚尖将那个小裤头娴熟地挑下去时，小高再次良心发现，将自己的临时工身份告诉了女孩——结局同上。只是这个女孩更暴烈一些，出门前在他脸上甩了一个巴掌。

第三个，已将生米煮成熟饭，两人搂着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女孩醒来时，伸了个懒腰正准备打哈欠，小高忍不住又将真相告诉了她。女孩瞬间变作张牙舞爪的魔鬼，张着血盆大口向目瞪口呆的小高扑来：首先挦了他一把头发，接着抓了他一把脸，抓脸的同时，另一只手扭在了他大腿根部，然后同时抬起两只手——左右开弓，扇他两个耳光！随即抽泣着夺门而出——当然不是裸奔——在进行“挦、抓、扭、扇”系列动作时，她已神不知鬼不觉穿上衣服——着“正装”悲愤而去。

局务会研究，决定将小高正式调入玻管局后，我去市劳动局帮小高办手续——工人调动在劳动局，干部才在人事局。小高那天跟着我去劳动局办手续时，就像一个天真的小孩子跟在妈妈后面，乐得一蹦一蹦的。市劳动局有我一个大学同学，在那儿做副局长。同学虽然不是交通警察，却给我大开了“绿灯”。办好手续的当天下午，局里搞福利分带鱼——当时是冬天，一捆捆带鱼像姬飞和康凤莲一样“拥抱”在一起，难舍难分。我和小高分得一捆。我俩将那捆带鱼拎上三楼，两人像打夯那样一下一下在楼道抡，震得冰渣四溅。其中一块像一个小酒杯那样大的冰渣飞到小高脸上，当即“吻”出了血。小高却不在意，竟说出一句带点儿哲理味儿的话：“疼在脸上，甜在心头！”接着他又恨恨地说了一句粗话：“靠他奶奶的，在局里八年了，每年搞多少次福利，可咱却连一根像鸡巴一样的胡萝卜也没有享受过！今天刚转正，就分半捆带鱼！”小高说这话时，已麻利地蹲在地上，将抡开的带鱼分做两份儿，三下两下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仿佛他当过那种看守犯人的兵，捆什么东西像捆犯人那样利索——用膝盖在犯人背上一抵，两下就将手腕反拧着捆住了，让我纳罕。

小高当时被冰块砸破的脸上还沾着一块带血的卫生纸，血都浸出来了，可见砸得不轻。他将那捆大一点儿的带鱼推给我，说：“鱼科长，你拿大的，我拿小的，你平时对我好，今天又带我办手续，我心里多感激你啊！本来两捆都给你——干脆当初不往开抡。可今天是我第一次获得劳动果实，像过去打土豪分田地一样，背着从农会主席那儿分得的一袋粮食没命往家里奔。这种心情你一定能理解！哪怕分一两条回去，我心里也会舒坦得多。所以我就不客气了，这一小捆我拿走了。”小高说着提起那一小捆带鱼下楼，已下去两级台阶，又仿佛想起什么，折回身走上来，以手按着脸上那块带血的卫生纸附我耳上悄声说：“鱼科长，以后报答你的机会多着呢——咱现在可有投票权了！”

第十九章

机构改革结束半年后——

小胡终于接李小南做了局里的打字员。

小高接小胡做了通信员。

小苏调进来后，一直没在局里上班，跟着陈奋远主任在家属楼工地跑来跑去。

期间，局里某次局务会决定，阎局长乘坐的桑塔纳两千有点陈旧了，应该给阎局长买一辆新车。这个提议竟是余宏进副局长提出来的。

阎局长新买的车是一辆刚上市的红旗小汽车。各种手续办完，恰好是三十万元。阎局长在局务会上风趣地说：“这车我坐得心安理得——因为不是局里掏钱买的，是小苏他爸给咱买的！”

其他局领导想了一下，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阎局长换下来的桑塔纳两千并没有让给余宏进副局长坐，而是让给陈奋远主任坐了。局务会上，阎局长将这话一说出口，余宏进副局长掩饰不住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可他很快又掩饰住了，目光淡然地望向窗外。阎局长则在心里戏弄余宏进：“练气功又不需要坐桑塔纳！”

后来阎局长在马方向和赵有才面前掰着指头这样说，他让车给陈奋远有三点理由：一、陈奋远是正处级；二、陈奋远一天到晚在工地上跑，需要一辆车，那可是为全局同志谋福利的事儿；三、小苏喜欢开车——人家老子给咱买了新红旗，让人家儿子开个旧桑塔纳，走到哪里说不过去！

阎局长最后说，任何事情，只要有一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去做；有两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地去做；有三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三足鼎立、三角形的稳定性就在这里。

当然，如果一条理由也没有，最好不要去做。

阎局长这些话后来传到我耳里，引起我长久的思索。一对双方均有配偶的已婚男女，比如我和陶小北，柳如眉和一票，李小南……李小南和谁呢？双方产生感情，你贪我爱，这算有了两条理由——“你贪”是一条，“我爱”是一条。按阎局长的观点，就可以放心地去“唱歌”了。可若人家的老公不同意呢？两条理由就减去了一条，成了一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观点，这种时候虽可以去做，却得小心翼翼。可如果人家老公也同意了——这就有了三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说法，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了！

那么，有这样的老公吗？我想，还是有的，不是有一句话：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吗？

我鱼在河是不是这样的老公呢？如果柳如眉和一票或者她们局的局长去做，我会同意吗？

我和柳如眉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我俩都是科员的时候，在家里地位平等。她做饭，我洗碗；我做饭，她洗碗。她辅导孩子学习，我带孩子洗澡；或者我辅导孩子学习，她带孩子洗澡。我担任了副主任科员之后，她是科员，我在家里就有了一定的领导地位。虽然这种领导地位时有动摇，但我明显占了一点上风，洗碗和做饭的次数略比过去少了一些。有时她洗碗或做饭的时候，我可以跷起那种二郎腿看看电视，我家的电视是十八英寸的彩电。有一次柳如眉十分神往地对我讲：“鱼在河，你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她在厨房洗碗，我在客厅看电视。我坏笑着回答她：“那还不是当一名作曲家！”柳如眉听我这么说，从厨房跑出来，手里拿一把正在洗的饭勺。她咯咯笑着向我跑过来时，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以为她要拿那把饭勺敲我。她没有拿饭勺敲我，却用胳膊肘在我背上抵了一下，眼睛看着那台电视机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能来给咱们送礼，啥时有人能给咱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大彩电，我就有一种成就感了。”

柳如眉对“成就感”的理解十分朴素，就是有人能给我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的大彩电！

柳如眉当了副科长后，突然就拿筷头戳了我一次。那时我尚是一名副主任科员。柳如眉那一戳，不但戳在了我脸上，还戳在了我心上。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的深刻含意。按理说“副科长”比“副主任科员”最多也就大半级，大半级我已觉得喘不过气来，大一级还了得！后来我担任了政秘科副科长之后，才知道副科长就是可以领导副主任科员。我和冯富强常常抢着给李小南布置工作。如果冯富强先我一步给李小南布置工作了，我心里就会有点不舒服，因为他比我多“领导”了一次李小南。有一次冯富强吩咐李小南去打印一份材料。科里再没有一个李小南了，我便想随便找一个人出来“领导”一次，以求得心理平衡。恰巧打字员小胡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小胡原本并不准备进大办公室来，他探了一下头正准备到四楼的打字室去，被我像揪一只缩头乌龟一般揪了进来。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说：“小胡你去传达室取一下报纸！”小胡将报纸取上来放在我办公桌上，陪着笑脸殷勤地对我说：“鱼科长，报纸给你取上来了。”我一边喝茶，一边冲他矜持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谢谢”二字。而我是科员的时候，若他给我取一次报纸，我至少会接连点着头说三至四声谢谢。他即使出了门，我的最后一声“谢谢”也会像一颗鱼雷一样撵着他而去，我会伸长脖子冲他喊：“谢谢啊小胡！”当然我是科员的时候，也很少有机会对小胡这样喊，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差遣他去取报纸。即使我差遣了，他也不会去取。反会瞪我一眼，上来摸摸我的头说：“你这小子，自己没有长腿？”所以我“这小子”也不会自讨没趣。

还差遣这王八羔子取报纸呢！我刚调来的时候，惹都没惹他，他都敢学我口吃，并且上来摸了一把我的脑袋。男人的头，女人的脚。当年西门庆勾搭潘金莲就是从脚上开始的，刚摸了一把，那潘金莲就心痒难耐，说：“哥哥真个要勾搭我？”女人的脚随便摸不得，男人的头更摸不得。若可随便摸，那我们局的同志首先应去摸阎水拍的脑袋，因为他个儿矮，摸他脑袋就像摸儿子的脑袋一样，顺手就上去了。可玻管局谁敢摸阎水拍的脑袋？

我早在心里记下了小胡这小子，他将来当然会为这个鲁莽的举止付出代价，我可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

那天柳如眉用筷头戳我的时候，我虽难过地低下了头，却并没有反抗她，很少有人会去反抗领导。市委书记批评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就会找个乡镇书记训斥一顿。阎水拍局长若批评了马方向或者赵有才，马方向或者赵有才就会将气撒到我和冯富强身上。我和冯富强再将小牛或小马呵斥两声，这两小子气没处撒，便会在卫生间将墙壁狠狠踹一脚。

我担任副科长后，柳如眉不再用筷头戳我。因为她若用筷头戳我，我完全有可能也用筷头戳她。我和柳如眉的关系现在极像我和冯富强的关系。冯富强的副科长职务虽然在任命文件上排在我前边，并且由他主持科里的工作，但毕竟我俩都是副科长，有啥事他总是这样说：“在河有个事情和你商量一下”：“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有一次他说走了嘴，当时他刚吩咐毕通信员小高，顺势用吩咐小高的口气吩咐我：“鱼在河你去……”说了半句他突然改口，又说：“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让谁去办一下？”这小子原本准备说：“鱼在河你去把这个事情办一下！”他说的“这个事情”谁去办，其实都无所谓，不就是给市委送一份文件嘛。我当时恰好要到市委去，他若不流露让我去“办”的意思，或者是阎水拍、马方向、赵有才让我去办，我会十分乐意地说：“举手之劳嘛，请领导放心！”可当时我从冯富强手里接过那份文件，漫不经心地翻了翻。冯富强手向前伸着，以为我翻完文件会再递到他手中。可我却偏不递给他，啪地将那份文件扔在办公桌上，抬头对他说：“又不是什么急件，明早上班让小高送过去！”然后便不再搭理他，转身扬长而去。

冯富强不管怎么说，主持着科里的工作。可又没人来我家里宣布，我和柳如眉由谁“主持”工作。这样我家里就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包括晚上“唱歌”，过去总是采用那种“男上女下”的体位和姿势，可自从她担任副科长后，却时不时要到上面来。我很不习惯这种“角色”置换，这基本等于她要“填词”，而由我来负责“作曲”。可不说五线谱，我连简谱都不懂，“作曲”的难度委实大了一点儿。每次她在上面我在下面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被强暴的感觉。她在那儿翻身农奴把歌唱，我心里却像打翻了那种五味瓶，不知有多少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

柳如眉那个副科长的“含金量”比我高出许多，因为她所在的那个局的“含金量”比我们玻管局高出许多。柳如眉所在的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局。如果说自从“一玻”、“二玻”垮台后，我们玻管局其实啥也不管外，柳如眉所在的那个局就啥都管。她所在的科叫“计划科”。这个科管着很多紧缺商品的指标。只要她们这个科将指标拨给你，转手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出高出一倍的价钱。比如说你十块钱买了一双鞋子，转手便卖作二十块钱。如果这双鞋子是一万块钱呢？

当然柳如眉所在的局并不卖鞋子，这里只是打个比方。不过这个局的重要程度倒有点像七十年代的商业局，你要想买一辆“飞鸽”或“永久”牌自行车，给你儿子结婚用，得千方百计找商业局长批条子。

柳如眉所在的局其实要比七十年代的商业局重要得多！她那个科不仅管着紧缺物资的指标，还管着大量人民币，这些人民币统称“专项资金”或“配套资金”。

当然支配这些资金和“指标”的主要权力在市长、主管这